中共第十八屆四中全會日前於北京落幕。這次主題設定為「依法治國」，並於會後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這是中共第一次以黨的立場就依法治國問題進行全面規劃，也是習近平上任以來，貫徹打貪反腐工作的重要實踐。
自1978年經濟改革以來，中國大陸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雙軌制運作下，人治色彩鮮明，中央與地方官員在資源的分配上，由於擁有極大的權力，因而使得競租行為（rent seeking）四處橫行，無形中也為貪污腐敗提供成長的溫床。如今當局宣示將以法治取代人治，無異是對貪腐行為的宣戰，同時也是從根本上杜絕政經腐敗的亂象。
字面上看來，依法治國強調的是國家制度的調整、是法治精神的建立，此似乎與經濟及金融的發展無關。然若深入的解讀，依法治國背後其實寓含著產權界定更加明確、市場機能的運作將更具效率。誠如《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所提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質上是法治經濟，目的是使市場機能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因此必須以保護產權、維護契約、統一市場、平等交換、公平競爭、有效監管為基本導向，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簡言之，若能貫徹法治的精神，當前企業（尤其是私營企業）所面臨政策、制度及環境的不確定性就能大幅降低，市場既有的扭曲行為也可獲得修正，此除有助降低經濟運行成本、提高企業營運效率外，隨著產權界定益加明確、市場隱含風險溢價的降低，勢必更能激勵企業創新，帶動整體經濟的成長。
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精神是延續去年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強調發揮市場機能的力量，減少政府對經濟與金融活動的干預，讓大陸的經濟與金融得以更有效率的方式運作。特別是在大陸積極推進金融改革的當下，法治精神的建立格外具有深意，因其可能有利金融改革的推動。
由於金融產業係屬於國家特許行業，因此往往容易造成寡占甚至是壟斷的現象。以中國大陸現有銀行體系為例，九成以上的銀行資產都是屬於國有（包括地方政府或國有企業），壟斷情形相當嚴重。在這樣的環境下，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消費者、或是三農等特定對象就成為借貸弱勢的一方，「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油然而生。而為改善這樣的情況，中國目前採取的步驟是先開放民營銀行的設立，今年以來已允許前海微眾、溫州民商、天津金城、浙江網商及上海華瑞等五家民營銀行新設，加強服務這些處於借貸弱勢的對象，最終目的就是希望打破既有國有銀行壟斷局面，解決「融資難、融資貴」的沉痾。換句話說，民營資本的進入不僅可以改變銀行業的股權結構和治理結構，而且可以有效地區隔市場、改變中國銀行業的市場結構，能更廣泛的支援如小微企業及三農等特定對象。另一方面，如果不將民營資本引入銀行業，打破國有銀行壟斷情形，進而形成真正的競爭市場，則當局積極想要推動的利率自由化與市場化，勢必無法全面達成。
當然，欲形成全面市場化的金融體系，光只有引進民間資本是不夠的，根本的解決之道還是要想辦法加速國有銀行民營化的步調。從過往台灣金融自由化的經驗可知，開放民營銀行設立與國有銀行民營化是並行不悖的。兩者之間雖有實施先後順序問題，但形成真正競爭市場缺一不可。
四中全會的主軸雖置於依法治國，但在內涵上，更是強調市場機制的重要性。如何透過市場的公平競爭，破除既有壟斷的現象，提升民營企業的活力，將是未來大陸經濟與金融發展的關鍵。已故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寇斯在其晚年的巨著「變革中國—市場經濟的中國之路」一書中，就明白指出，即使中國已走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在政府所有制的壓力下，法治精神無法落實，當擁有鉅額資產的政府凌駕於法律及市場紀律之上時，不可避免地會誘發公權私用、公產私分的行為。國家力量形成的壟斷優勢不僅會威脅到私營企業的生存，也會危及到整個社會的經濟與政治基礎。
中國大陸經濟改革開放歷經30多個年頭，在經濟及金融發展方面已取得卓著的成效，然而在法治方面，卻仍遠遠落後於主要先進國家。此也造成過往前進大陸投資的外商或台商，常常強調在大陸濃厚的人治色彩中，投資最大風險就是在於政策的不確定性。如今四中全會對法治精神的宣示，除意在扭轉各界對大陸人治色彩鮮明的刻板印象外，也在宣示著全面市場化的到來。未來中國大陸的經濟與金融改革前景，值得令人期待。
(本文刊載於2014年11月1日旺報)
(本文僅供參考，不代表本會立場)
自1978年經濟改革以來，中國大陸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雙軌制運作下，人治色彩鮮明，中央與地方官員在資源的分配上，由於擁有極大的權力，因而使得競租行為（rent seeking）四處橫行，無形中也為貪污腐敗提供成長的溫床。如今當局宣示將以法治取代人治，無異是對貪腐行為的宣戰，同時也是從根本上杜絕政經腐敗的亂象。
字面上看來，依法治國強調的是國家制度的調整、是法治精神的建立，此似乎與經濟及金融的發展無關。然若深入的解讀，依法治國背後其實寓含著產權界定更加明確、市場機能的運作將更具效率。誠如《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所提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質上是法治經濟，目的是使市場機能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因此必須以保護產權、維護契約、統一市場、平等交換、公平競爭、有效監管為基本導向，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簡言之，若能貫徹法治的精神，當前企業（尤其是私營企業）所面臨政策、制度及環境的不確定性就能大幅降低，市場既有的扭曲行為也可獲得修正，此除有助降低經濟運行成本、提高企業營運效率外，隨著產權界定益加明確、市場隱含風險溢價的降低，勢必更能激勵企業創新，帶動整體經濟的成長。
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精神是延續去年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強調發揮市場機能的力量，減少政府對經濟與金融活動的干預，讓大陸的經濟與金融得以更有效率的方式運作。特別是在大陸積極推進金融改革的當下，法治精神的建立格外具有深意，因其可能有利金融改革的推動。
由於金融產業係屬於國家特許行業，因此往往容易造成寡占甚至是壟斷的現象。以中國大陸現有銀行體系為例，九成以上的銀行資產都是屬於國有（包括地方政府或國有企業），壟斷情形相當嚴重。在這樣的環境下，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消費者、或是三農等特定對象就成為借貸弱勢的一方，「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油然而生。而為改善這樣的情況，中國目前採取的步驟是先開放民營銀行的設立，今年以來已允許前海微眾、溫州民商、天津金城、浙江網商及上海華瑞等五家民營銀行新設，加強服務這些處於借貸弱勢的對象，最終目的就是希望打破既有國有銀行壟斷局面，解決「融資難、融資貴」的沉痾。換句話說，民營資本的進入不僅可以改變銀行業的股權結構和治理結構，而且可以有效地區隔市場、改變中國銀行業的市場結構，能更廣泛的支援如小微企業及三農等特定對象。另一方面，如果不將民營資本引入銀行業，打破國有銀行壟斷情形，進而形成真正的競爭市場，則當局積極想要推動的利率自由化與市場化，勢必無法全面達成。
當然，欲形成全面市場化的金融體系，光只有引進民間資本是不夠的，根本的解決之道還是要想辦法加速國有銀行民營化的步調。從過往台灣金融自由化的經驗可知，開放民營銀行設立與國有銀行民營化是並行不悖的。兩者之間雖有實施先後順序問題，但形成真正競爭市場缺一不可。
四中全會的主軸雖置於依法治國，但在內涵上，更是強調市場機制的重要性。如何透過市場的公平競爭，破除既有壟斷的現象，提升民營企業的活力，將是未來大陸經濟與金融發展的關鍵。已故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寇斯在其晚年的巨著「變革中國—市場經濟的中國之路」一書中，就明白指出，即使中國已走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在政府所有制的壓力下，法治精神無法落實，當擁有鉅額資產的政府凌駕於法律及市場紀律之上時，不可避免地會誘發公權私用、公產私分的行為。國家力量形成的壟斷優勢不僅會威脅到私營企業的生存，也會危及到整個社會的經濟與政治基礎。
中國大陸經濟改革開放歷經30多個年頭，在經濟及金融發展方面已取得卓著的成效，然而在法治方面，卻仍遠遠落後於主要先進國家。此也造成過往前進大陸投資的外商或台商，常常強調在大陸濃厚的人治色彩中，投資最大風險就是在於政策的不確定性。如今四中全會對法治精神的宣示，除意在扭轉各界對大陸人治色彩鮮明的刻板印象外，也在宣示著全面市場化的到來。未來中國大陸的經濟與金融改革前景，值得令人期待。
(本文刊載於2014年11月1日旺報)
(本文僅供參考，不代表本會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