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大陸改革開放過程，在追求經濟高度成長與產業快速發展的同時，以國家資本主義為後盾支援政策之下，使得國有企業在壟斷絕對資源與享受支配市場優勢中，不斷擴張經營規模，相對讓具有促進社會安定的中小企業，尤其是小微企業之生存空間因遭到擠壓，而陷入發展停頓，連帶擴大社會的貧富差距，甚至引發族群之嚴重對立。
過去三十餘年以來，雖大陸採取經濟發展主義路線，達到國家轉型預期目標，但卻又無法在其經濟導向發展主義架構內，解決社會體制改革之中最重要的收入分配日益惡化問題。換句話說，長期過度追求GDP成長政策之下，其所累積的不斷擴大貧富差距，已提高民眾面對生活之壓力。
亦即大陸領導高層業已體認，如果這些壓力無法加以排除，其對社會發展的威脅不容忽略，一旦引發可能危及當局治理基礎。近年，北非回教國家青年的「茉莉花」革命或美國青年的「佔領(Occupy)華爾街」示威，乃是為謀求維持生活的一份工作，以及抗議財產頂端富人豪奪所引發的怒吼。因此，在其論述經濟轉型基礎上，將保障民眾收入納入經濟發展的議題之下，顯示大陸希望透過小微企業發展以改善社會分配，進而提高生活水準作為加速推動經濟轉型的引擎。
另一方面，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大陸過去所採取的外需促進經濟成長策略，已無法因應未來全球經濟之急遽變化，必須將過去外需型的經濟結構調，整為內需型之經濟結構。這些路線包括：其一、建立擴大內需消費成長機制，由過去依賴出口，轉型為未來依賴消費、投資、出口，以相互協調來拉抬經濟成長。其二、提高農業生產力與競爭力的並進，同時促進製造業升級及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藉以在經濟結構中降低製造業過度依賴與擴大服務業扮演角色，使得各級產業在相互協調中加速轉型。其三、推動工業化與城鎮化之連結，協調區域加強互動，促進城鄉均衡發展。
在上述路線中，建立擴大內需消費成長機制，乃是如何提高民眾，尤其是中國大陸頗龐大農民收入的增加，特別需要藉由小微企業發展作為拉抬引擎。其實，這些問題已隱含著中國大陸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之後，其資源配置扭曲所衍生的城鄉發展失衡、區域經濟落差與產業結構不均，並非利用單純經濟政策增加民眾收入，而是可能涉及頗敏感複雜的改善社會分配。
坦然言之，大陸所採取的「快速型壓迫式」經濟成長路線，在不惜代價成功推動經濟高度成長過程中，其實在社會結構上，已付出相當的代價，如何落實社會均富發展，是中國大陸未來推動經濟結構改革重要的挑戰。誠如其總書記習近平與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於「人代」及「政協」兩會工作報告中指出，在追求經濟持續成長的同時，若無建立較安定的社會環境，即使有美好的願景規劃，亦將難以落實。
很顯然地，小微企業已成為未來大陸社會經濟結構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若要其持續發展，必須徹底調整以往GDP成長思維，以及扭轉長期以來「國進民退」現象，藉由扶植小微企業發展，增加民眾收入與改善社會分配，以滿足生活的基本需求，讓改革開放30餘年以來得來不易的成果，並非屬於少數特殊利益人士獨佔，而是能夠擴大全體民眾共同分享，達到藏富於民。
(本文刊載於2014年10月22日旺報D3版「論壇」)
(本文僅供參考，不代表本會立場)
過去三十餘年以來，雖大陸採取經濟發展主義路線，達到國家轉型預期目標，但卻又無法在其經濟導向發展主義架構內，解決社會體制改革之中最重要的收入分配日益惡化問題。換句話說，長期過度追求GDP成長政策之下，其所累積的不斷擴大貧富差距，已提高民眾面對生活之壓力。
亦即大陸領導高層業已體認，如果這些壓力無法加以排除，其對社會發展的威脅不容忽略，一旦引發可能危及當局治理基礎。近年，北非回教國家青年的「茉莉花」革命或美國青年的「佔領(Occupy)華爾街」示威，乃是為謀求維持生活的一份工作，以及抗議財產頂端富人豪奪所引發的怒吼。因此，在其論述經濟轉型基礎上，將保障民眾收入納入經濟發展的議題之下，顯示大陸希望透過小微企業發展以改善社會分配，進而提高生活水準作為加速推動經濟轉型的引擎。
另一方面，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大陸過去所採取的外需促進經濟成長策略，已無法因應未來全球經濟之急遽變化，必須將過去外需型的經濟結構調，整為內需型之經濟結構。這些路線包括：其一、建立擴大內需消費成長機制，由過去依賴出口，轉型為未來依賴消費、投資、出口，以相互協調來拉抬經濟成長。其二、提高農業生產力與競爭力的並進，同時促進製造業升級及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藉以在經濟結構中降低製造業過度依賴與擴大服務業扮演角色，使得各級產業在相互協調中加速轉型。其三、推動工業化與城鎮化之連結，協調區域加強互動，促進城鄉均衡發展。
在上述路線中，建立擴大內需消費成長機制，乃是如何提高民眾，尤其是中國大陸頗龐大農民收入的增加，特別需要藉由小微企業發展作為拉抬引擎。其實，這些問題已隱含著中國大陸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之後，其資源配置扭曲所衍生的城鄉發展失衡、區域經濟落差與產業結構不均，並非利用單純經濟政策增加民眾收入，而是可能涉及頗敏感複雜的改善社會分配。
坦然言之，大陸所採取的「快速型壓迫式」經濟成長路線，在不惜代價成功推動經濟高度成長過程中，其實在社會結構上，已付出相當的代價，如何落實社會均富發展，是中國大陸未來推動經濟結構改革重要的挑戰。誠如其總書記習近平與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於「人代」及「政協」兩會工作報告中指出，在追求經濟持續成長的同時，若無建立較安定的社會環境，即使有美好的願景規劃，亦將難以落實。
很顯然地，小微企業已成為未來大陸社會經濟結構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若要其持續發展，必須徹底調整以往GDP成長思維，以及扭轉長期以來「國進民退」現象，藉由扶植小微企業發展，增加民眾收入與改善社會分配，以滿足生活的基本需求，讓改革開放30餘年以來得來不易的成果，並非屬於少數特殊利益人士獨佔，而是能夠擴大全體民眾共同分享，達到藏富於民。
(本文刊載於2014年10月22日旺報D3版「論壇」)
(本文僅供參考，不代表本會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