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因應個人資料保護法於十月施行，地檢署的起訴書，擬不公開被告姓名、年紀、地址等，改以符號○○○代替，導致許多媒體批評，認為忽視民眾知的權益，媒體將無法發揮監督政府及警世效果。其中也有不少司法官認為矯枉過正。然而，本文認為，法務部堅持起訴書不公開部分資訊的行為，合法合情合理，應予支持。
問題的關鍵在於「起訴書」、「避免先入為主的偏見」，這是基本人權。
的確，在訴訟法上，有所謂的審判公開原則，認為判決應該公開，才能讓大眾監督其公平性，避免秘密審判帶來的流弊。就此而言，個人資料保護法如果限制被告身分等資料的公開，可能有違反審判公開原則的問題。
然而，起訴與審判是不同的。基於無罪推定原則，在判決確定前被告都應推定無罪，起訴書所記載的事項，只是檢察官的單方說法，並不是已確定犯罪事實，即使起訴定罪率高的日本，也沒有辦法保證百分之百的起訴確定率，如果專以起訴書所記載之犯罪事實，就加以大肆報導，對於被告而言，形同被民意審判，未必公平；再退一步說，即使是審判公開，在先進國家如英美，也不容許「未審先判」、「有先入為主的偏見」，所以英美採「起訴狀一本主義」，起訴書根本不會記載犯罪事實，在審判中對於法庭之內的報導也受到限制，記者甚至不能拍照攝影，只能透過畫家作畫來呈現開庭場景，若有形成「先入為主偏見」的情事，甚至連陪審團都必須全面更換。
台灣的法律和英美有些不同，並未採「起訴狀一本主義」，刑事訴訟法第264 條規定的起訴書應記載事項中，明定了「被告之姓名、性別、年齡、籍貫、職業、住所或居所或其他足資辨別之特徵」，換言之，這些資訊，是為了讓法院辨別當事人真正性，所以必須記載。雖然如此，法律仍堅持無罪推定原則及偵查不公開原則，「避免偏見」的精神仍與英美一致。
而且起訴書的對象是管轄法院，理論上也不應該被不相干的媒體拿到，因此記載完整有其必要。相對而言，媒體不是法院，拿到起訴書，基於個人資料保護法，就必須考量其資料之使用，是否會過度侵犯當事人的人格權。一個簡單的判斷，法院有必要知道被告的身分證字號，以辨別被告之真正性及同一性，媒體，就算知悉，難道應該報導出來嗎？公眾雖有知的權利，但知的權利並不代表未審先判，也不應成為他人肉搜的幫助犯。起訴書如果對外公開，其記載的內容，足以呈現「事件或事實」的情況即可，不必涉及具體當事人的身分。至於法院的判決，基於審判公開、判決書公開等原則，為了讓公眾可以監督司法判決，在公開的程度上應與起訴書不同，有必要更為詳盡。
整體而言，起訴書與判決不同，犯罪嫌疑人的資訊對外不應過度提供。為保障人權，維護審判公平，法務部在保護個人資料不外洩的前提下採取的遮蔽做法，應予支持。惟具體的實施方式，仍應顧及起訴事實的完整性。依法律規定，資料固然須經處理且達到無從識別特定當事人之程度，但也不宜過度處理致事實不明。舉例而言，「○○○殺○○○」，到[底是某甲殺某乙，還是某甲是自殺的？法務部遮蔽訊息的方式，或許可採取更彈性一點的方式，以「某甲」、「某乙」等代號取代「○○○」。
（本文僅供參考，不代表本會立場）
問題的關鍵在於「起訴書」、「避免先入為主的偏見」，這是基本人權。
的確，在訴訟法上，有所謂的審判公開原則，認為判決應該公開，才能讓大眾監督其公平性，避免秘密審判帶來的流弊。就此而言，個人資料保護法如果限制被告身分等資料的公開，可能有違反審判公開原則的問題。
然而，起訴與審判是不同的。基於無罪推定原則，在判決確定前被告都應推定無罪，起訴書所記載的事項，只是檢察官的單方說法，並不是已確定犯罪事實，即使起訴定罪率高的日本，也沒有辦法保證百分之百的起訴確定率，如果專以起訴書所記載之犯罪事實，就加以大肆報導，對於被告而言，形同被民意審判，未必公平；再退一步說，即使是審判公開，在先進國家如英美，也不容許「未審先判」、「有先入為主的偏見」，所以英美採「起訴狀一本主義」，起訴書根本不會記載犯罪事實，在審判中對於法庭之內的報導也受到限制，記者甚至不能拍照攝影，只能透過畫家作畫來呈現開庭場景，若有形成「先入為主偏見」的情事，甚至連陪審團都必須全面更換。
台灣的法律和英美有些不同，並未採「起訴狀一本主義」，刑事訴訟法第264 條規定的起訴書應記載事項中，明定了「被告之姓名、性別、年齡、籍貫、職業、住所或居所或其他足資辨別之特徵」，換言之，這些資訊，是為了讓法院辨別當事人真正性，所以必須記載。雖然如此，法律仍堅持無罪推定原則及偵查不公開原則，「避免偏見」的精神仍與英美一致。
而且起訴書的對象是管轄法院，理論上也不應該被不相干的媒體拿到，因此記載完整有其必要。相對而言，媒體不是法院，拿到起訴書，基於個人資料保護法，就必須考量其資料之使用，是否會過度侵犯當事人的人格權。一個簡單的判斷，法院有必要知道被告的身分證字號，以辨別被告之真正性及同一性，媒體，就算知悉，難道應該報導出來嗎？公眾雖有知的權利，但知的權利並不代表未審先判，也不應成為他人肉搜的幫助犯。起訴書如果對外公開，其記載的內容，足以呈現「事件或事實」的情況即可，不必涉及具體當事人的身分。至於法院的判決，基於審判公開、判決書公開等原則，為了讓公眾可以監督司法判決，在公開的程度上應與起訴書不同，有必要更為詳盡。
整體而言，起訴書與判決不同，犯罪嫌疑人的資訊對外不應過度提供。為保障人權，維護審判公平，法務部在保護個人資料不外洩的前提下採取的遮蔽做法，應予支持。惟具體的實施方式，仍應顧及起訴事實的完整性。依法律規定，資料固然須經處理且達到無從識別特定當事人之程度，但也不宜過度處理致事實不明。舉例而言，「○○○殺○○○」，到[底是某甲殺某乙，還是某甲是自殺的？法務部遮蔽訊息的方式，或許可採取更彈性一點的方式，以「某甲」、「某乙」等代號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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