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廣東省人大常委會審議《廣東省企業集體協商和集體合同條例（修訂草案徵求意見稿）》（以下簡稱《廣集修草》），最受矚目的是內容增加了集體協商、爭議處理等內容，未來企業職工可向企業申請工資集體協商。此舉引發包括台商及港商嚴重的關切，並提出反對意見。本文欲就集體合同與集體協商制度提出簡要的研析。
一個國家的集體協商制度的建立、發展，必定與一個國家所處的時代密切相關，與一個國家的社會、政治、文化和經濟發展水平息息相關，與一個國家的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發展、與經濟全球化的建立與發展密切相關。歐美先進國家經歷劇烈的勞資對立之後，1921年德國頒佈《勞動協約法》起，各國紛紛訂立類似的規範，約在百年前就有集體契約與集體協商制度。
近年來，大陸經濟快速起飛，勞資雙方對於應有薪資、勞動條件的差異性日益提高，屢屢發生爭議事件，尤其以製造業為主的台商更是首當其衝，縱然寶成東莞事件的導火線是由社保問題所引發，但後續事端擴大也與累積的勞資爭議息息相關。
大陸各地集體罷工、圍廠抗爭事件層出不窮，威脅到社會的和諧安定，中國大陸政府近年相當重視此一議題，「十二五」規劃中明確提到：全面推行勞動合同制度，規範勞務派遣工和企業裁員行為。完善企業工資決定機制和正常增長機制，積極穩妥推進工資集體協商工作。著力提高小企業和農民工勞動合同簽訂率，擴大集體合同覆蓋面。
各地紛紛出臺相關地方法規，集體合同與集體協商的規範逐步普及。截至2013年年底，全大陸共簽訂集體合同242萬份，覆蓋企業632.9萬家，覆蓋職工近2.9億人；全大陸有27個省(區、市)出臺集體合同或工資集體協商地方性法規或政府規章。身為製造業重要基地且屬勞工抗爭事件頻繁的廣東省，在此時推出集體協商與爭議處理規範，實有不得不為的壓力。
然而，此一涉及協調集體勞動關係的制度，即使大陸不乏地方性法規及部門規章，但仍缺乏完整且明確的立法規範，甚至連法律位階較低的國務院行政法規都付之闕如，更遑論全國性的集體合同制度。因此，有關於集體合同與集體協商的制度存在嚴重的缺漏。尤有甚者，各地方政府在處理集體勞動紛爭時，態度多偏向資方，未能以中立者的角色調解雙方的爭端，有時還會以公權力介入，以警察鎮壓或行政權管制，迫使勞方退讓。加上，大陸工會與一般國家工會不同，帶有國家或黨的勢力，法律上工會雖代表勞方力量，惟實務運作卻未能充分體現勞方聲音。
值得注意的是，這2年大陸集體勞動抗爭事件漸趨激烈，顯示原有的規範體系已經無法因應。今年李克強總理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第二次將工資集體協商列入政府工作報告，其指出：要健全企業職工工資決定和正常增長機制，推進工資集體協商。有意將企業工資集體協商立法儘速排入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議程，確立工資集體協商的法律地位。加上大陸人大與工會系統頻頻對此議題提出呼應，可見建立完善的集體協商等制度儼然已是中國大陸未來的趨勢。
以製造業為主台商應正視此一趨勢，未來恐難以仰賴透過黨政關係解決勞資爭議的處理模式，此可由之前寶成事件看出端倪，建議台商應儘早提出因應對策。
（本文轉載於103年7月11日工商時報論壇）
（本文謹供參考，不代表本會立場）
一個國家的集體協商制度的建立、發展，必定與一個國家所處的時代密切相關，與一個國家的社會、政治、文化和經濟發展水平息息相關，與一個國家的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發展、與經濟全球化的建立與發展密切相關。歐美先進國家經歷劇烈的勞資對立之後，1921年德國頒佈《勞動協約法》起，各國紛紛訂立類似的規範，約在百年前就有集體契約與集體協商制度。
近年來，大陸經濟快速起飛，勞資雙方對於應有薪資、勞動條件的差異性日益提高，屢屢發生爭議事件，尤其以製造業為主的台商更是首當其衝，縱然寶成東莞事件的導火線是由社保問題所引發，但後續事端擴大也與累積的勞資爭議息息相關。
大陸各地集體罷工、圍廠抗爭事件層出不窮，威脅到社會的和諧安定，中國大陸政府近年相當重視此一議題，「十二五」規劃中明確提到：全面推行勞動合同制度，規範勞務派遣工和企業裁員行為。完善企業工資決定機制和正常增長機制，積極穩妥推進工資集體協商工作。著力提高小企業和農民工勞動合同簽訂率，擴大集體合同覆蓋面。
各地紛紛出臺相關地方法規，集體合同與集體協商的規範逐步普及。截至2013年年底，全大陸共簽訂集體合同242萬份，覆蓋企業632.9萬家，覆蓋職工近2.9億人；全大陸有27個省(區、市)出臺集體合同或工資集體協商地方性法規或政府規章。身為製造業重要基地且屬勞工抗爭事件頻繁的廣東省，在此時推出集體協商與爭議處理規範，實有不得不為的壓力。
然而，此一涉及協調集體勞動關係的制度，即使大陸不乏地方性法規及部門規章，但仍缺乏完整且明確的立法規範，甚至連法律位階較低的國務院行政法規都付之闕如，更遑論全國性的集體合同制度。因此，有關於集體合同與集體協商的制度存在嚴重的缺漏。尤有甚者，各地方政府在處理集體勞動紛爭時，態度多偏向資方，未能以中立者的角色調解雙方的爭端，有時還會以公權力介入，以警察鎮壓或行政權管制，迫使勞方退讓。加上，大陸工會與一般國家工會不同，帶有國家或黨的勢力，法律上工會雖代表勞方力量，惟實務運作卻未能充分體現勞方聲音。
值得注意的是，這2年大陸集體勞動抗爭事件漸趨激烈，顯示原有的規範體系已經無法因應。今年李克強總理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第二次將工資集體協商列入政府工作報告，其指出：要健全企業職工工資決定和正常增長機制，推進工資集體協商。有意將企業工資集體協商立法儘速排入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議程，確立工資集體協商的法律地位。加上大陸人大與工會系統頻頻對此議題提出呼應，可見建立完善的集體協商等制度儼然已是中國大陸未來的趨勢。
以製造業為主台商應正視此一趨勢，未來恐難以仰賴透過黨政關係解決勞資爭議的處理模式，此可由之前寶成事件看出端倪，建議台商應儘早提出因應對策。
（本文轉載於103年7月11日工商時報論壇）
（本文謹供參考，不代表本會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