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吾人事前所預期，經發會的設立從一開始即充滿政黨性、利益性與協商性的色彩，未來注定本位、衝突與失焦的情勢發展，已然無法避免。日前經發會財金組第二次分組會議登場，光是為了該組議題題綱的修正，就引發不同代表屬性的諮詢委員間，各持立場、針鋒相對的激烈爭辯。其中清晰可見政府與產業界連手封殺其他團體，尤其是學術界，建言的現象，甚而引起部分學者不滿，憤而離席。還未進入實質議題內容的討論前，便已紛擾爭議不休，無法維持和諧的氣氛，如何指望未來對各方提案或建言的理性與專業討論與辯正。如同吾人先前一再提醒的，工商團體的動作與要求，是這次經發會的主角，最值得社會審慎對待與觀察。
工商界對於政經局勢與環境變化的敏感度向來是最快速而準確的。從政黨輪替成為政治現實起，工商企業即已紛紛為重新調整與建構新政商關係而忙碌。爭取列位國策顧問或資政者有之；配合公營事業綠化者有之；捐輸基金資助者有之；陪同總統國外出訪者更有之。形形色色，花招百出，令人目不暇給。這次經發會的召開，正好為工商界鋪陳了一個絕佳的表演舞台。在陳總統宣示「三個決心、一個貫徹」的前提下，經發會不但成了工商團體爭取或維護自身利益的工具，尤有甚者，更成為摸索中新政商關係的現實考驗。無怪乎這次所有工商界人士團結一致，強勢串聯的行動，乃歷來政府舉辦的各型會議所未曾見過者。
從籌備會議開始，政黨代表與工商界人士便已是這齣戲碼的要角。根據沈富雄委員的歸類，一百二十位諮詢委員中，產業界代表就占了四十五位，行政部門有二十八位，學者有二十一位，民意代表及其他則共有二十六位。從這個產、官、學、民的簡單結構比重，便可明顯體認出工商界對這次會議的主導性與操控力的強烈程度。由於開會時以不表決為原則，無異議者才列為「共同意見」，若有不同意見時，則列入「多數」或「其他」意見，是故只要工商界能一致行動，幾乎可確保其所有提案至少皆有列入「多數意見」的機會。加以陳總統特別一再重申經發會的結論，行政官員沒有否決權，一定要落實貫徹，從而乃更增加了工商界為達目的而戮力不懈的決心。
很少有政府的決策乃決定於一百二十位成員會議的決議者，亦很少有機會讓工商團體能在政府決策機制中居於如此有利的地位，難怪工商界主動出擊的意願與整合行動的堅毅，與往常參與其他類似會議迥然不同。而為持續力量的集中與擴張，甚至更進一步成立了「經發會工商聯誼會」的組織，其用意與目的至為明顯。這次工商團體聯合提案高達八十六項，其中五十項屬短期建議，另三十六項為長期措施，所有成員皆已透過無數次的會議，形成共識，在經發會中所有工商代表的意志集中且意見一致，成為提案的基本支持票源。在錯綜複雜的利害關係中，看準民意代表討好選民的特質與弱點，會中只要與某些民代合作，便可輕易地將所提大幅減稅的建議順利通過；利用行政官員憚於經濟與企業景況日益惡化的心理，會中與某些行政官員連手，便可輕易地得到所提展延貸款紓困企業措施的繼續執行。財金組第二次分組會議，學者所提有關「央行金融、貨幣政策及外匯管理」、「禁止政府及四大基金干預股市運作」及「適當規範股票質押借貸並建立股市與金融機構間之防火牆」等題綱，皆遭產官連手刪除的下場，合縱連橫的謀略運用，由此可見一斑。
工商團體在發給外界的公開信中，特別提及其對經發會「不杯葛、不私利、不本位、以國家經濟發展為重」的共識，觀之令人動容。只是證諸其所提「三取消（取消契稅、貨物稅與保留盈餘加徵）、二降低（降低土地增值稅與遺產及贈與稅）、一停徵（停徵證券交易稅一年）」的減稅訴求，卻不免讓人質疑其口是心非的矛盾與謊言。若照是項建議減稅，國家稅收損失即刻高達千億元以上，在下年度財政收支缺口尚有五千億元無法軋平的困窘情況下，政府如何有能力與基礎再承受如此龐大的稅收流失壓力。工商界進而建議提高或放寬政府舉債的限制，企圖以債務收入充當財源，姑且不論政府未來有否償還債務的能力，試想若工商企業面對類似的財務問題時，從企業經營的角度言，會採取這樣的手段來應付危機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既然如此，工商界又何忍慷政府之慨而棄財政惡化後果於不顧呢？
其實，這次事件後，有些學者與政黨代表已經在檢討繼續參加經發會的意義。如果由於工商團體的操控而致部分參與者喪失對經發會的信心，則集體退出的可能性並不排除，屆時該會議便只能以一場鬧劇收場，對大家都無好處，對國家更是一大傷害。吾人誠心呼籲工商界能知所節制，跳脫狹隘的個別利益，多為國家整體發展著想。
（本評論刊登於90.7.29工商時報社論）
（本評論代表作者個人之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