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主計總處所發布的薪資調查結果顯示，去年台灣的實質薪資水準已不如 十五年前，多數學者認為問題是出在我們過去不當的產業政策與教育改革。然而，更令某些經濟學家憂心的是，台灣是否因此陷入物價下跌、供給大於需求、消費減少、薪資成長停滯，甚至是失業等通貨緊縮(Deflation) 的惡性循環中？或許其他人並不認同這樣的觀點，但是鄰國日本當年的殷鑒不遠，再加上台灣社會目前所流行的「小確幸」，何嘗不是普羅大眾面對未來的不確定性下的產物？一旦民眾被迫縮減支出、不敢消費，或沒有能力消費，經濟惡夢恐如「自我實現預言」般的降臨！
大家都知道，所得是消費的主要來源。要刺激消費、活絡市場，就必須先增加民眾的所得。然而，台灣目前正面臨少子化的衝擊，消費人口逐漸減少已是不爭的事實。而高達二七○萬的老年人口最主要的收入來源大多來自於退休金，如果未來年金改革的結果能讓退休人口有更高的收入，進而增加消費、促進市場流通，則有助於整體經濟的復甦，也才能讓年輕人有機會擺脫低薪的困境。再者，隨著工作人口收入的增加，不僅可以提升其消費能力，未來也更有能力支付因人口持續老化而不斷上漲的年金保費。相反的，倘若年金改革只是暫時性的舒緩年金保險的財務危機，恐怕年輕人仍舊無法擺脫「繳的多、領的少」的年金夢魘，而退休人口也只能繼續降低慾望、緊縮消費，對整體經濟的貢獻有限，惡性循環下，使得年金制度彷彿變成一種年輕窮人與老年窮人之間的財富重分配。
目前各界討論已久的年金改革方案遲遲未能達成社會共識，甚至衍生出不同行業別間與世代間的對立，主要的原因就在於多數民眾對於改革的方向並不認同，以及決策思維上兩個可能的盲點。首先，是對於模仿、學習先進福利國家路徑依賴(paths-dependent) 的迷思。綜觀其他國家所提出的年金改革措施，解決保險財務危機的方法不外乎下列四種：延長退休年齡、降低給付水準、提高保費與投保薪資，以及將部分責任移轉至私人退休金制度等；而我國目前對於軍、公教、勞保的改革重點，諸如「多繳、延退、少領」，大致與其他國家的作法相同。然而，國外的經驗是否真能解決我國年金保險日趨嚴重的財務負擔問題？抑或只是遞延問題的權宜措施？況且隨著人口老化與少子化日益嚴重，多繳少領的結果，只會讓年輕人的負擔越來越沈重，而老年人越來越貧窮。
其次，是關於分配公平與世代正義的迷思。由於各行業別間薪資結構的差異與退休制度設計的不同，使得軍、公教的退休所得明顯優於其他行業別，再加上實質薪資水準倒退，政府為減輕年輕世代的負擔、避免保險財務持續惡化，調降年金保險的給付水準就成為年金改革的選項之一，特別是軍、公教的退休所得，更成為各界「改革」的主要目標。然而，解決年金保險的財務危機，為何必須縮小各行業別間退休所得的差異？而且縮小的方式，並不是掀開其他行業別投保薪資上限的天花板，拉近其他行業別與軍、公教間的差距，反而是將退休所得高的往下拉，變成一種齊頭式的平等。可以預期的是，這樣的改革思維恐怕最後會導致所有退休人口不敢消費或沒能力消費，一旦經濟發展停滯，年輕人將更難擺脫低薪與失業的惡夢。
如果年金改革能有利於增加消費、帶動經濟成長，進而提高工作人口的薪資所得，這樣的改革才是真正落實世代正義。目前年輕世代的問題在於薪資過低，而非保費負擔的多寡，況且社會保險的基本精神本來就是代間互助，未來隨著老年人口的持續增加，年輕人的負擔自然也會跟著加重。因此，調降年金保險的給付水準，並無法讓年輕人的壓力減輕，反而因為年金縮水，更讓年輕人看不到未來。是故，唯有提高退休所得，增加老年人的消費能力，才有利於經濟的發展，也才能避免年輕人落入低薪與年金貧窮的惡性循環。
（本文曾刊登於2014/06/06台灣時報專論）
（本文僅供參考，不代表本會立場）
大家都知道，所得是消費的主要來源。要刺激消費、活絡市場，就必須先增加民眾的所得。然而，台灣目前正面臨少子化的衝擊，消費人口逐漸減少已是不爭的事實。而高達二七○萬的老年人口最主要的收入來源大多來自於退休金，如果未來年金改革的結果能讓退休人口有更高的收入，進而增加消費、促進市場流通，則有助於整體經濟的復甦，也才能讓年輕人有機會擺脫低薪的困境。再者，隨著工作人口收入的增加，不僅可以提升其消費能力，未來也更有能力支付因人口持續老化而不斷上漲的年金保費。相反的，倘若年金改革只是暫時性的舒緩年金保險的財務危機，恐怕年輕人仍舊無法擺脫「繳的多、領的少」的年金夢魘，而退休人口也只能繼續降低慾望、緊縮消費，對整體經濟的貢獻有限，惡性循環下，使得年金制度彷彿變成一種年輕窮人與老年窮人之間的財富重分配。
目前各界討論已久的年金改革方案遲遲未能達成社會共識，甚至衍生出不同行業別間與世代間的對立，主要的原因就在於多數民眾對於改革的方向並不認同，以及決策思維上兩個可能的盲點。首先，是對於模仿、學習先進福利國家路徑依賴(paths-dependent) 的迷思。綜觀其他國家所提出的年金改革措施，解決保險財務危機的方法不外乎下列四種：延長退休年齡、降低給付水準、提高保費與投保薪資，以及將部分責任移轉至私人退休金制度等；而我國目前對於軍、公教、勞保的改革重點，諸如「多繳、延退、少領」，大致與其他國家的作法相同。然而，國外的經驗是否真能解決我國年金保險日趨嚴重的財務負擔問題？抑或只是遞延問題的權宜措施？況且隨著人口老化與少子化日益嚴重，多繳少領的結果，只會讓年輕人的負擔越來越沈重，而老年人越來越貧窮。
其次，是關於分配公平與世代正義的迷思。由於各行業別間薪資結構的差異與退休制度設計的不同，使得軍、公教的退休所得明顯優於其他行業別，再加上實質薪資水準倒退，政府為減輕年輕世代的負擔、避免保險財務持續惡化，調降年金保險的給付水準就成為年金改革的選項之一，特別是軍、公教的退休所得，更成為各界「改革」的主要目標。然而，解決年金保險的財務危機，為何必須縮小各行業別間退休所得的差異？而且縮小的方式，並不是掀開其他行業別投保薪資上限的天花板，拉近其他行業別與軍、公教間的差距，反而是將退休所得高的往下拉，變成一種齊頭式的平等。可以預期的是，這樣的改革思維恐怕最後會導致所有退休人口不敢消費或沒能力消費，一旦經濟發展停滯，年輕人將更難擺脫低薪與失業的惡夢。
如果年金改革能有利於增加消費、帶動經濟成長，進而提高工作人口的薪資所得，這樣的改革才是真正落實世代正義。目前年輕世代的問題在於薪資過低，而非保費負擔的多寡，況且社會保險的基本精神本來就是代間互助，未來隨著老年人口的持續增加，年輕人的負擔自然也會跟著加重。因此，調降年金保險的給付水準，並無法讓年輕人的壓力減輕，反而因為年金縮水，更讓年輕人看不到未來。是故，唯有提高退休所得，增加老年人的消費能力，才有利於經濟的發展，也才能避免年輕人落入低薪與年金貧窮的惡性循環。
（本文曾刊登於2014/06/06台灣時報專論）
（本文僅供參考，不代表本會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