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進黨前主席施明德邀集藍綠兩陣營人士共同提出了「處理兩岸問題五原則」，希望能在紅藍綠的立場中找到最大公約數，為兩岸關係的處理開闢一條新思路。從國民黨、民進黨和大陸方面的初步回應看來，這個「大一中架構」的倡議，恐怕不容易在短時間內成為「台灣共識」，若想要成為兩岸之間的共識，路就更長了。
誠然，兩岸關係的演進已經不能再「先經後政」或「只經不政」，及早對兩岸之間的政治定位和台灣的國際活動空間等等議題提出構想，激發討論或對話，本身就有正面的意義。不過，在探索比較宏遠的政治架構的同時，已經邁開相當步伐的兩岸經貿關係，也到了需要認真審視的時候。
太陽花學運對於兩岸經貿關係造成了重大衝擊，學運中許多反對兩岸服貿協議的訴求，可說是無中生有、以偏概全或扭曲誇大。但是，有一項事實必須承認，那就是ＥＣＦＡ簽署以來，台灣的經濟未見起色，青年仍然就業困難、薪資不升、房價猛漲，中產階級萎縮，新貧階級擴增，使得年輕世代的相對剝奪感日益強烈。
這種Ｍ型化的現象不僅出現在台灣社會之內，也出現在兩岸經貿關係裡，ＥＣＦＡ簽署以來所創造的經濟利益，並未分潤到大多數台灣民眾身上，而有落入權貴集團手中的嫌疑。結果，就是包括中產階級在內的大多數民眾對於「和平紅利」無感，對於推動兩岸經貿往來的疑慮加深。
然而，反對兩岸經貿往來可以緩解台灣社會的Ｍ型化嗎？
事實上，我們必須指出，全球化才是Ｍ型化的主要驅動力量。從左派的觀點出發，全球化就是資本主義全球範圍的擴大加深，會在國家與國家之間，以及各個國家的內部，造成貧富差距的擴大。因為，少數善用全球化潮流的「贏者圈」，有能力把賺錢的疆域開拓得更加廣大；多數無法攀附全球化脈動的「輸者圈」，只能退縮在邊緣化的角落裡。
不幸的是，當台灣被捲進全球化的潮流之餘，兩岸經貿關係的推進也落入了Ｍ型化的窠臼，出現了「贏者圈」和「輸者圈」的對立。夾雜著階級分化和世代落差的不滿情緒，在台灣的基層社會和年輕世代中不斷積累蔓延，然後，找到了兩岸服貿協議這個代罪羔羊的出氣筒。這種憤怒，是我們在解讀太陽花學運時，不應該忽視的。
事實上，大陸方面也顯然注意到了這股不滿情緒的根源，所以，在「宋習會」中，習近平特別表示會擴大與台灣各階層的溝通，更注意所謂「三中」（中小企業、中下階層、中南部）的心聲與需求，並且要加強與各世代間的廣泛交流。但具體的措施為何？我們還需拭目以待。
重要的是，儘管全球化有著Ｍ型化的負面效應，但是，反全球化卻不是國家發展的可行途徑，透過稅制安排和社會福利措施來緩解分配惡化，才是較佳的治理對策。
同樣的，兩岸經貿往來不僅不應該遲疑停頓，還應該開大門、走大路，包括開放陸資來台創造就業機會，讓「和平紅利」不被侷限在既得利益者的圈圈中，而能夠外溢到更多台灣民眾的身上。
我們相信，只有先處理好兩岸經貿關係的「下層建築」，「大一中架構」之類的「上層建築」，才會有更堅實的建構基礎，更寬廣的揮灑空間
（本文轉載於103年5月31日聯合報論壇）
（本文謹供參考，不代表本會立場）
誠然，兩岸關係的演進已經不能再「先經後政」或「只經不政」，及早對兩岸之間的政治定位和台灣的國際活動空間等等議題提出構想，激發討論或對話，本身就有正面的意義。不過，在探索比較宏遠的政治架構的同時，已經邁開相當步伐的兩岸經貿關係，也到了需要認真審視的時候。
太陽花學運對於兩岸經貿關係造成了重大衝擊，學運中許多反對兩岸服貿協議的訴求，可說是無中生有、以偏概全或扭曲誇大。但是，有一項事實必須承認，那就是ＥＣＦＡ簽署以來，台灣的經濟未見起色，青年仍然就業困難、薪資不升、房價猛漲，中產階級萎縮，新貧階級擴增，使得年輕世代的相對剝奪感日益強烈。
這種Ｍ型化的現象不僅出現在台灣社會之內，也出現在兩岸經貿關係裡，ＥＣＦＡ簽署以來所創造的經濟利益，並未分潤到大多數台灣民眾身上，而有落入權貴集團手中的嫌疑。結果，就是包括中產階級在內的大多數民眾對於「和平紅利」無感，對於推動兩岸經貿往來的疑慮加深。
然而，反對兩岸經貿往來可以緩解台灣社會的Ｍ型化嗎？
事實上，我們必須指出，全球化才是Ｍ型化的主要驅動力量。從左派的觀點出發，全球化就是資本主義全球範圍的擴大加深，會在國家與國家之間，以及各個國家的內部，造成貧富差距的擴大。因為，少數善用全球化潮流的「贏者圈」，有能力把賺錢的疆域開拓得更加廣大；多數無法攀附全球化脈動的「輸者圈」，只能退縮在邊緣化的角落裡。
不幸的是，當台灣被捲進全球化的潮流之餘，兩岸經貿關係的推進也落入了Ｍ型化的窠臼，出現了「贏者圈」和「輸者圈」的對立。夾雜著階級分化和世代落差的不滿情緒，在台灣的基層社會和年輕世代中不斷積累蔓延，然後，找到了兩岸服貿協議這個代罪羔羊的出氣筒。這種憤怒，是我們在解讀太陽花學運時，不應該忽視的。
事實上，大陸方面也顯然注意到了這股不滿情緒的根源，所以，在「宋習會」中，習近平特別表示會擴大與台灣各階層的溝通，更注意所謂「三中」（中小企業、中下階層、中南部）的心聲與需求，並且要加強與各世代間的廣泛交流。但具體的措施為何？我們還需拭目以待。
重要的是，儘管全球化有著Ｍ型化的負面效應，但是，反全球化卻不是國家發展的可行途徑，透過稅制安排和社會福利措施來緩解分配惡化，才是較佳的治理對策。
同樣的，兩岸經貿往來不僅不應該遲疑停頓，還應該開大門、走大路，包括開放陸資來台創造就業機會，讓「和平紅利」不被侷限在既得利益者的圈圈中，而能夠外溢到更多台灣民眾的身上。
我們相信，只有先處理好兩岸經貿關係的「下層建築」，「大一中架構」之類的「上層建築」，才會有更堅實的建構基礎，更寬廣的揮灑空間
（本文轉載於103年5月31日聯合報論壇）
（本文謹供參考，不代表本會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