甫自歐洲招商回國的顏慶章部長，還來不及宣傳其所帶回來的成果與喜訊，便須立即面對台北股市近來利空頻傳、不斷下挫的困頓情勢。自從四大基金與國安基金去年護盤慘遭套牢以來，股價指數在五千至五千五百點間起伏升降了好幾個月，穩定了一段時間。上月起指數突然跌破五千點，市場信心隨之動搖，在回升乏力的情況下，社會各界又開始對股市長期低迷的問題表示嚴正的關切。最近幾次企業界或證券商的聚會，皆一致提出許多振興股市的藥方，要求政府採納。其中有關放寬股票型基金從事期貨避險部位、開放平衡型基金及代客操作資金投資期貨、以及同意投信公司發行保本型基金等三項措施，財政部已準備下周推出，但有關證券交易稅停徵或調降建議，財政部則仍未表示明確立場，僅說明可提交「經發會」討論，以形成共識。

從我國股市的發展經驗可知，只要股價指數表現不佳或成交量值大幅萎縮時，調降或停徵證交稅便成為政府振興股市政策的討論焦點。其間的邏輯很簡單，證交稅乃為買賣證券的交易成本，降低或停徵證交稅，必能減輕證券交易的成本負擔，進而達到增加交易、活絡市場的效果。此外，更以政府「坐莊抽頭」來形容課徵證交稅的「吸金失血」效應；如果證交稅率為百分之一，每交易一次便課一次稅，則買賣一百次後，稅率即高達百分之百，股市資金將全歸政府所有。這樣的說辭很容易誤導民眾而信以為真，乃至於在政府便宜鄉愿的不負責任以及利益團體推波助瀾的遊說壓力下，證交稅便常被用為挽救股市的一項「祭品」。最近的三次是民國七十四年的千分之三調為零、民國七十八年的千分之三降為千分之一點五、以及民國八十二年的千分之六調降為千分之三。

證交稅本身乃是一項單純的交易稅，政府課此稅的目的就是為了找尋到一個方便簡單的施政財源而已。正因為其即是交易的成本，故在課稅制度設計上，各國皆傾向採取低稅率及穩定明確的原則。與其他先進國家相比，我國現行稅率已經偏低，再加上我國股市投機性質強烈以及週轉率過高等特性，輕易調降稅率對我國股市的健全發展並非有利。尤有進者，任何交易的完成，交易成本的明確與穩定乃遠比不定時的調整稅率，更為市場交易者所關切與強調。交易稅率的高低不是不可以檢討，但卻不可只是因為市場情況的榮枯變化，而做人為刻意的調整。這也是先進國家從未將證交稅率的調整當作政策工具使用的根本原因所在。

其次，股市交易的蓬勃活絡乃繫於投資者對國家整體經濟與產業發展的信心。證交稅的調降或停徵若不能刺激投資大眾對投資環境與前景的信心，則即注定其終必無效的命運。盱衡我國現今經濟情勢的低迷不振，國外尤其是美國的景氣復甦乃非我所能主控，至於國內部分的主要障礙乃來自政經局勢的不安定與政策方向的不明確二大原因。在這二個基本問題與困難未見改善前，證交稅率的任何改變充其量只會有短期的宣示性意義與效果而已。何況，許多的學術研究與實證皆肯定的指出，我國股市的價格指數或成交量值變化，與證交稅率的升降並無任何具統計意義的關聯性存在。政府在做政策決定前，允宜廣泛蒐集資料，慎思明斷。

再者，股市交易的目的主要是為了賺取利差，設法讓所有參與交易者，不論買方或賣方，都懷抱著有利差可圖的希望與機會，股市的交易自然便會活絡增長不息。牛市或熊市代表的只是市場價格或量值的趨勢，並非一定表示獲利機會的增加或減少。多空相互制衡交戰乃正常現象，只要市場的訊息透明，運作規則對稱平衡，雙方的獲利可能其實是一樣的。政府長久以來一味作多，致使我國股市成為只能適應多頭的跛腳市場，連帶著亦使得在股市不振時，投資者對政府的要求壓力乃隨之提高，進而逼得政府只好不停地提出挽救股市的措施。每次證交稅的停徵或調降都是在這種背景下所產生。要徹底去除社會大眾對證交稅的不當期待與依賴，除非政府率先打破政策作多的偏頗心態與迷思。

最後，證交稅的課徵如果會造成市場資金失血的效果，主要乃是因為交易無利可圖甚或虧損所致，只要有利差可賺，市場交易量值自會如活水泉源，不斷增長膨脹。以簡單的稅率乘以交易次數來表示證交稅課徵的不合理，不無危言聳聽、誤導觀念的嫌疑。果如是，則所有以交易額或營業額為課稅標的的稅目，在景氣或市場不振時，皆應停徵或調降。

吾人記得顏部長在次長任內時，曾因為「促進產業升級條例」有關投資抵減是否取消問題，與經濟部據理力爭稅制合理公平的重要性。「政府應扮演規劃的制定者，而非遊戲的參與者」是顏部長用來說服經濟部的至理名言。吾人期待在面對企業界調降證交稅的龐大壓力時，顏部長能切實遵守其言，永不屈服。

（本評論刊登於90.7.8工商時報社論）

（本評論代表作者個人之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