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院院會11月22日上午處理院會議事日程草案，反對黨立法院黨團等提案增列討論事項，要求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黃世銘立即下台決議案，列入議程，第一次表決因票數未過半重行表決，二度表決後贊成46票、反對38票、棄權12票，通過增列為討論事項第一案。嗣院會處理討論事項時，執政黨黨團對黃世銘下台案提交付朝野協商，經院會決議交付協商，進入了冷凍期。
按上開突來的決議，不僅嚴重違反了權力分立的憲政精神，也凸顯了政黨協商的荒謬，比《立法委員行為法》第17條楬櫫的「立法委員不得受託對進行中之司法案件進行遊說」象徵性條文還要不如，至少後者係立法院內規，尚有內省的強制力，只是怠於行使。
涉嫌司法關說而被監聽的主角，既然已公開宣稱接受「有條件」任何形式的調查，則協助他進行關說的立法院長，自應以共同行為人的身分，接受調查，或在敏感時刻，刻意迴避，全力尊重並實踐《立法委員行為法》，這才是國會自律下，實現權力分立的真正意義。
不要忘了，本案源頭就是柯建銘請託王金平為其司法刑事案件，關說放棄上訴，而王金平竟如實回覆，已致電前法務部長曾勇夫及高院檢察署檢察長陳守煌，轉而向承辦的高檢署檢察官林秀濤關說，也確實達到不要上訴的目的，前開事證，均明顯揭露於台北地檢署11月1日發布之新聞稿中，據以起訴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黃世銘，涉嫌洩密、違法監聽之罪。
更何況，紀律委員會對涉案委員的處分僅限於「口頭道歉」、「書面道歉」或「停止出席院會」，尚無類似英、日法制，有「免除職務」的處分的規定及先例，則彼等何懼之有？
準此，黃世銘係懷璧其罪，其所指揮的特偵組，依法可偵辦涉及總統、副總統、「五院院長」、部會首長或上將階級軍職人員之貪瀆案件，以及特殊重大貪瀆、經濟犯罪、危害社會秩序，經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指定之案件，不受《法院組織法》第62條之限制。
從歷屆立法委員涉及的重大經濟犯罪，或重大貪瀆共犯案件者，均有關說的犯罪形式，固然關說本身雖不違法，但如有相當的對價，難謂無犯罪之嫌，所以，黃世銘必然被立法院反對黨，藉此機會欲除之而後快，才有今日違反權力分立無效表決的情形出現。
立法委員本身，依《憲法》第73條規定，僅享有院內的言論、表決免責權，對院外不負責任，旨在保障立法委員受公民委託，執行其立法權的法定職務地位，為避免國家最高立法機關之功能，直接或間接遭受其他國家機關之干擾，而受到嚴重影響，確保立法委員行使職權無所顧忌。此項言論免責權之保障範圍，業被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435號解釋，作最大程度之界定，舉凡在院會或委員會之發言、質詢、提案、表決以及與此直接相關之附隨行為，如院內黨團協商、公聽等，均在免責範圍內。
故凡受公民委託，必然有關說現象，但不能有所對價，如有對價者，必然規範在遊說法及政治獻金法之內，甚且不能對司法關說，這是民主法治國家的鐵則，與前開《憲法》第73條規定及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相互制衡輝映，也均是不可逾越的紅線。依英美法制的先例，民意代表，跨越紅線，涉嫌司法關說者，一旦見報，無不主動去職者。
我們必須反思，執政黨、反對黨的民意代表和特定的政治人物，究竟要將台灣帶向什麼樣的民主法治國境界？彼等將關說與合法監聽混在一起討論，據以減輕關說可能被監聽，或涉及對價的違法事實，這當然可以理解，就像與罪犯被告為自己辯白一般。但絕不是利用職權，假借國會神聖殿堂，擴大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的規定，為自己有關的個案預為說項。
讓全台灣的公民，張大眼睛，共同監督，提案委員及其他附議投贊成票的委員，正被司法刑事偵辦的案件，究竟還有多少？並以睿智的選票決定台灣民主政治的前途，權力分立的民主法治國才能真正的實現。
(本文僅供參考，不代表本會立場)
（本文刊登於中國時報，時論廣場，102.11.24）
按上開突來的決議，不僅嚴重違反了權力分立的憲政精神，也凸顯了政黨協商的荒謬，比《立法委員行為法》第17條楬櫫的「立法委員不得受託對進行中之司法案件進行遊說」象徵性條文還要不如，至少後者係立法院內規，尚有內省的強制力，只是怠於行使。
涉嫌司法關說而被監聽的主角，既然已公開宣稱接受「有條件」任何形式的調查，則協助他進行關說的立法院長，自應以共同行為人的身分，接受調查，或在敏感時刻，刻意迴避，全力尊重並實踐《立法委員行為法》，這才是國會自律下，實現權力分立的真正意義。
不要忘了，本案源頭就是柯建銘請託王金平為其司法刑事案件，關說放棄上訴，而王金平竟如實回覆，已致電前法務部長曾勇夫及高院檢察署檢察長陳守煌，轉而向承辦的高檢署檢察官林秀濤關說，也確實達到不要上訴的目的，前開事證，均明顯揭露於台北地檢署11月1日發布之新聞稿中，據以起訴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黃世銘，涉嫌洩密、違法監聽之罪。
更何況，紀律委員會對涉案委員的處分僅限於「口頭道歉」、「書面道歉」或「停止出席院會」，尚無類似英、日法制，有「免除職務」的處分的規定及先例，則彼等何懼之有？
準此，黃世銘係懷璧其罪，其所指揮的特偵組，依法可偵辦涉及總統、副總統、「五院院長」、部會首長或上將階級軍職人員之貪瀆案件，以及特殊重大貪瀆、經濟犯罪、危害社會秩序，經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指定之案件，不受《法院組織法》第62條之限制。
從歷屆立法委員涉及的重大經濟犯罪，或重大貪瀆共犯案件者，均有關說的犯罪形式，固然關說本身雖不違法，但如有相當的對價，難謂無犯罪之嫌，所以，黃世銘必然被立法院反對黨，藉此機會欲除之而後快，才有今日違反權力分立無效表決的情形出現。
立法委員本身，依《憲法》第73條規定，僅享有院內的言論、表決免責權，對院外不負責任，旨在保障立法委員受公民委託，執行其立法權的法定職務地位，為避免國家最高立法機關之功能，直接或間接遭受其他國家機關之干擾，而受到嚴重影響，確保立法委員行使職權無所顧忌。此項言論免責權之保障範圍，業被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435號解釋，作最大程度之界定，舉凡在院會或委員會之發言、質詢、提案、表決以及與此直接相關之附隨行為，如院內黨團協商、公聽等，均在免責範圍內。
故凡受公民委託，必然有關說現象，但不能有所對價，如有對價者，必然規範在遊說法及政治獻金法之內，甚且不能對司法關說，這是民主法治國家的鐵則，與前開《憲法》第73條規定及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相互制衡輝映，也均是不可逾越的紅線。依英美法制的先例，民意代表，跨越紅線，涉嫌司法關說者，一旦見報，無不主動去職者。
我們必須反思，執政黨、反對黨的民意代表和特定的政治人物，究竟要將台灣帶向什麼樣的民主法治國境界？彼等將關說與合法監聽混在一起討論，據以減輕關說可能被監聽，或涉及對價的違法事實，這當然可以理解，就像與罪犯被告為自己辯白一般。但絕不是利用職權，假借國會神聖殿堂，擴大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的規定，為自己有關的個案預為說項。
讓全台灣的公民，張大眼睛，共同監督，提案委員及其他附議投贊成票的委員，正被司法刑事偵辦的案件，究竟還有多少？並以睿智的選票決定台灣民主政治的前途，權力分立的民主法治國才能真正的實現。
(本文僅供參考，不代表本會立場)
（本文刊登於中國時報，時論廣場，102.1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