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鑑於國內政經環境的惡化，內心頗多爭扎，幾經思考之後，乃基於財經學者的一份良心，以及「學者走出去」的使命感，我曾參加過一序列的財經論談，並在三個月內寫過將近二十篇的財經建言，為了慎重，在每次的財經會談中，都作了充分的準備，從個人需要到社會需求，從國家安全到經濟發展，都成為探討當前財經問題的基本理念，再針對時弊提出建言，但我也發現在每次的論壇或對談中，有些學者的一些看法常被有意或無意的刪除，經過多次的經驗傳承，我終於了解媒體所在意的其實不是真正的專業建言，而是政府官員的談話，次為立法委員的評論，再次為台大、政大等教授的看法，至於其他的學者專家之建言則相對較不被重視。
這種其他大學的教師之學術專業較不被社會所重視的感覺，即使是在我主持的「財經論壇」中也有類似的情形，一般而言，我所邀請的政府官員，立法委員，以及學者專家大都是一時之選，熟悉所要談論的財經問題之內容，並可以其專業為政府的財經政策提出建言，而我則是在問題的拿捏及時間的掌控上尚能得心應手，惜媒體所重視的不是主持人的穿針引線，也不是主持人的引經據典，亦不是主持人所刻意準備的主題資料，而是知名「官員、委員、教員」的三員共生鏈，在此情況下，只要限於編幅，則凡不具”主流”者永遠沒有表現的空間。導致許多學者專家對國家的滿腔熱忱，忠心的建言，並未獲得預期的回報，學者專家的建言已不受重視，更何況是未受專業訓練的尋常百姓了。
在台灣的民主發展過程中，人民雖頂著「總統頭家」的光環，但長久以來，人民的聲音經常被忽視，主管部門可以讓不具專業的委員承辦工程，卻忽視了國內建築業者長久以來的困頓；主管部門可以讓一個新設立的單位擁有大量的人力與資金，卻不准設立己久，頗具發展潛力的中小企業融資而斷頭；在「伊」時代的二十一世紀中，舉世各國都大力推動高科技產業的同時，國內的高科技產業卻因融資問題而難於為繼，最後任其自生自滅或外移；當歐美各主要國家的知名企業紛紛向大陸轉進，連經濟條件及人力素質都遠不如台灣的其他各國都已在大陸市場設有橋頭堡時，國內中小企業在經營者的引頸翹盼以及社會人士的熱心期待中，卻依然在「戒急用忍」的不明策略下徘徊，對於決策單位的邏輯思考模式，即使是只有在選舉時才出現的「總統頭家」也難於了解。
目前國內朝小野大，為求國家政治生態的和諧與財經政策的順利推展，執政者不僅必須學習在野黨的執政經驗，尊重更多學者專家的建言，更需傾聽頭家的聲音，惜少數政府在意識形態掛帥下，不僅在野黨的經驗無法傳承，學者的專業無法獲得尊重，一般社會大眾的聲音更無法傳達，其景其形，實非「總統頭家」之所樂見也。
（本評論刊登於90.6.12中央日報全民論壇）
（本評論代表作者個人之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