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的半個月以來，外匯市場的變動帶給投資人的震撼效果不比股票市場小，先是前李登輝總統在其「李登輝問政實錄告白」中建議新台幣可以一次貶足至34.5元，再是台綜院的「新台幣將貶至40元」，最後則是央行副總裁陳師孟的「新台幣還有一點貶值的空間」，讓新台幣兌換美元的匯率在兩個星期之間作了很大的變動，不過其間的變化頗耐人尋味；前李總統的實錄告白對匯率變動的影響較小，因為詳見過該書中內容的人並不多，但台綄院的貶值說則讓中央銀行在一天之內釋出11億美元的交易量，並讓新台幣貶值了約0.5元，而中央銀行副總裁的貶值說更讓央行在一天之內拋售了15億美元的外匯存底，並讓新台幣貶值了1元左右，若台綜院的貶值說是政府的一種成功策略之應用，則央行的貶值說則是一種錯誤的策略之示範。
新台幣的貶值有其一定的功能，特別是在國內經濟蕭條，企業出走，資金外流，失業率屢創新高，而政府又提不出一套具體可行的財經政策以資對應時，台幣的貶值確實有刺激經濟景氣的作用，可視為是一劑在莫可奈何中的一帖猛藥，然而，在國際金融市場中，這種以鄰為壑的作法並不一定會獲得國際的認同，甚或引來報復性的行為，因此，政府一面利用研究單位的研究報告，或決策人士的「個人意見」之談話，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來暗示新台幣可能貶值的訊息，一面則在新台幣大幅度貶值之後作信心喊話，進而入場作調整性的干預，讓匯率調整至央行認為適合的價位為止，此種操控模式不僅可以利用新台幣的貶值來暫時達到刺激經濟景氣的目的，而且央行也可以不必背負因實施貨幣政策所可能帶來的不利衝擊之罪名，不過，政府雖然因策略應用得宜而達成了新台幣貶值的目的，但提供決策者的獻策功臣卻可能因此而含恨終生。
以這次因為評論匯率變動而造成國內外匯搶購風潮的事件來看，台綜院的「新台幣一次貶至40元論」的說法，應已獲得高層的認同，事實上，台綜院的研究報告若非經過總統府的默許，研究單位亦不會有人故意放話，更何況這只是與報社朋友間的一種閒聊，而今，政府在經濟不景氣中，積極尋求朝野獻策，而貶值則為解決短期經濟問題的良方，但因貶值除了會帶來進口的不利，國內人心的不安，以及國際的可能報復之外，對國家的長久發展亦可能產生不利的影響，故在政府的決策模式中，新台幣貶值其實是一種「可作不可說」的行為，但又被必須透過適當的管道來傳達新台幣可能貶值的訊息，問題是貶值的訊息被刻意宣染之後，政府的貨幣政策雖己經達成預期的目標，但評論人卻因此而被解除執行秘書與發言人的職位，甚至被迫離開現職。在歷史人物的傳奇故事中，能完成豐功偉業的君主，不乏「良弓藏，走狗烹」的例子，而近代民主制度雖已進入法治的民主社會體系，但所謂名君的邏輯思維並不無太大的轉變，時不論古今，人不論中外，戲法雖是人人會變，但巧妙卻各有不同，只是「聲東擊西，棄車保帥」的作法，其實並無太大的區別。
（本評論代表作者個人之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