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日昨正式宣布，消費稅將自明年四月起，由現行的五％調高到八％，這是日本十七年來首次調高消費稅。而為了緩和調高消費稅可能對復甦中的日本經濟景氣的衝擊，日本政府將同時實施經濟刺激配套措施，安倍強調這些經濟刺激計畫，日本將再次回到成長的歸到軌道上。事實上，日本調高消費稅計畫，始於民主黨執政時期，第一階段在二○一四年調高到八％，第二階段將在二○一二年再度調高到十％。去年自民黨贏得大選，安倍首相接任後依然執行增稅計畫。我們可以預見，明年提高消費稅對日本經濟勢必帶來衝擊和影響，間接對亞洲地區、甚或全球經濟也有重大的影響，安倍首相此次出手，想必是勝券在握，才敢如此放手一搏。
對於日本調高消費稅的議題，我們不擬從經濟影響層面來加以評論。我們反而想從調高消費稅背後的一些政策意涵，加以探討；藉此了解日本推動調高消費稅政策的動機，同時也可以做為我國研擬和推動相關政策時的借鏡。首先，我們都知道，日本和我國現行的消費稅都是五％，和世界先進國家的消費稅相比較，五％的消費稅率屬於偏低水準，北歐國家的消費稅高達二十二％到二十三％，中歐大多數國家也維持在十五％到十七％之間，北美國家也在十％上下。從這些高消費稅國家的經驗來看，高經濟水準的國家，消費稅的水準也高，相對的，這些國家的社會福利也非常完整齊備，可以說從搖籃到墳墓，都可以獲得經濟、居住、健康、就業等安全的保障。因此，我們可以歸納為：健全完整的社會福利制度與較高水準的消費稅有正相關，換言之，要享受高水準的社會福利，社會大眾必須負擔較高水準的稅率。
然而，隨著大多數先進國家社會福利支出的擴大，另方面人口結構邁向高齡化與少子化，經濟生產人口減少，依賴福利的高齡人口則不斷增加，導致這些國家面臨財政困窘的嚴重問題。在財政負擔日益沉重的壓力之下，這些先進國家被迫縮減財政支出，以避免陷入財政懸崖，地中海邊緣的一些國家就是顯例。甚至北歐以福利國家為傲的國家，近年來也不得不削減福利的財政支出，即使這些國家的消費稅仍然維持超過二十％的水準。由此觀之，日本提高消費稅的關鍵因素之一就是日本超高齡化的人口所帶來對高齡照顧和經濟生活保障的迫切需求，日本政府現有的福利支出已難以支應，政府財政虧損岌岌可危，必須以調高營業稅以為因應。否則日本將步入一些歐洲國家的後塵，很快地將面臨財政懸崖的危機。
與日本相比較，我們也是消費稅偏低的國家之一，日本調高營業稅的經驗可為殷鑑。近十年來，我國由於社會民主的發展，社會福利意識的高昇，同時社會問題與福利需求的多元，政府為回應這些需求和意識的提高，各項社會福利制度紛紛設立，政府的福利支出也逐年擴大，以今年為例，中央政府各項社會福利支出已高居預算的第一位；而且增加的趨勢有增無減。而更嚴重的是，我國人口高齡化的趨勢和少子化的趨勢，比起先進國家要更快速，因此我們可以預見，在未來的十年之內，我國將面臨和歐美先進國家及日本相同的問題，就是政府財政負擔沉重的問題，而因為少子化的結果，未來有能力負擔高齡人口經濟及照顧等的年輕人口越來越少，政府財政負擔的黑洞將永難恢復。
在可預見的未來二十年內，我國隨著人口高齡化的速度加快，社會福利相關支出將無可避免的不斷成長。未雨綢繆，我國也應及早思索社會福利經費如何確保財務健全，不致造成未來世代的負擔。從政策面來看，確保未來社會福利財源的策略，可從調整保險費率、個人負擔比例、政府財稅負擔提高，甚至降低福利給付的水準。然而，從日本的經驗，我們認為調高消費稅也是不得不面對的選項之一，當然我們可以預見，社會的抗拒力量也隨之而來。因此，如何凝聚社會共識和提升社會互助助人的價值，減少社會的抗拒，可能是政府未來必須努力的功課。
（本文僅供參考，不代表本會立場）
（本文曾刊登於102.10.04臺灣時報專論）
對於日本調高消費稅的議題，我們不擬從經濟影響層面來加以評論。我們反而想從調高消費稅背後的一些政策意涵，加以探討；藉此了解日本推動調高消費稅政策的動機，同時也可以做為我國研擬和推動相關政策時的借鏡。首先，我們都知道，日本和我國現行的消費稅都是五％，和世界先進國家的消費稅相比較，五％的消費稅率屬於偏低水準，北歐國家的消費稅高達二十二％到二十三％，中歐大多數國家也維持在十五％到十七％之間，北美國家也在十％上下。從這些高消費稅國家的經驗來看，高經濟水準的國家，消費稅的水準也高，相對的，這些國家的社會福利也非常完整齊備，可以說從搖籃到墳墓，都可以獲得經濟、居住、健康、就業等安全的保障。因此，我們可以歸納為：健全完整的社會福利制度與較高水準的消費稅有正相關，換言之，要享受高水準的社會福利，社會大眾必須負擔較高水準的稅率。
然而，隨著大多數先進國家社會福利支出的擴大，另方面人口結構邁向高齡化與少子化，經濟生產人口減少，依賴福利的高齡人口則不斷增加，導致這些國家面臨財政困窘的嚴重問題。在財政負擔日益沉重的壓力之下，這些先進國家被迫縮減財政支出，以避免陷入財政懸崖，地中海邊緣的一些國家就是顯例。甚至北歐以福利國家為傲的國家，近年來也不得不削減福利的財政支出，即使這些國家的消費稅仍然維持超過二十％的水準。由此觀之，日本提高消費稅的關鍵因素之一就是日本超高齡化的人口所帶來對高齡照顧和經濟生活保障的迫切需求，日本政府現有的福利支出已難以支應，政府財政虧損岌岌可危，必須以調高營業稅以為因應。否則日本將步入一些歐洲國家的後塵，很快地將面臨財政懸崖的危機。
與日本相比較，我們也是消費稅偏低的國家之一，日本調高營業稅的經驗可為殷鑑。近十年來，我國由於社會民主的發展，社會福利意識的高昇，同時社會問題與福利需求的多元，政府為回應這些需求和意識的提高，各項社會福利制度紛紛設立，政府的福利支出也逐年擴大，以今年為例，中央政府各項社會福利支出已高居預算的第一位；而且增加的趨勢有增無減。而更嚴重的是，我國人口高齡化的趨勢和少子化的趨勢，比起先進國家要更快速，因此我們可以預見，在未來的十年之內，我國將面臨和歐美先進國家及日本相同的問題，就是政府財政負擔沉重的問題，而因為少子化的結果，未來有能力負擔高齡人口經濟及照顧等的年輕人口越來越少，政府財政負擔的黑洞將永難恢復。
在可預見的未來二十年內，我國隨著人口高齡化的速度加快，社會福利相關支出將無可避免的不斷成長。未雨綢繆，我國也應及早思索社會福利經費如何確保財務健全，不致造成未來世代的負擔。從政策面來看，確保未來社會福利財源的策略，可從調整保險費率、個人負擔比例、政府財稅負擔提高，甚至降低福利給付的水準。然而，從日本的經驗，我們認為調高消費稅也是不得不面對的選項之一，當然我們可以預見，社會的抗拒力量也隨之而來。因此，如何凝聚社會共識和提升社會互助助人的價值，減少社會的抗拒，可能是政府未來必須努力的功課。
（本文僅供參考，不代表本會立場）
（本文曾刊登於102.10.04臺灣時報專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