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一九七○年代，美國政治學家鄂蘭便提及，「近年來，從美國到世界各地，不服從民事或刑事法律成爲一種群衆性現象，對既有權威的反抗幾乎蔓延全球」；其後，從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到近期的「阿拉伯之春」運動，更再再證明了一個新時代的悄然來臨。
一個透過普遍公民自覺，以致讓政治發展愈臻成熟的時代。
在過去，公民服從法律的道德責任傳統上源自下列假定，亦即公民若非自行立法，便應認可既定法律；就算法律未必盡如人意，甚至存在明顯瑕疵，在未經合法修訂之前，「惡法亦法」也只能是一個必要的選擇。如果回到民智未開、缺乏義務教育，且公民也沒有普遍參與管道的十九世紀，這種暗示（甚或歧視）公民缺乏立法能力，並以政府為中心的說法或許勉強可被接受，但相對地，在網路發達且資訊爆炸的現在，受到挑戰自也理所當然。
無論如何，公民都是法律的主要服務對象與消費者，政府頂多不過是提供前述服務的來源之一罷了。不過，相較梭羅公開主張，「我由衷贊成政府管得愈少愈好，也希望能循序漸進地實現，甚至政府什麼都不管最好」，愛因斯坦也這麼說過，「政治就像個一直晃動在無政府主義與極權制度之間的鐘擺」，從某個角度看來，後者正指出了當前的現實與困境所在。
現實之一是，由於公民自覺能力明顯上升，政府確實應該被剝奪立法的壟斷權力，但另一個現實則是，持續上升的公民自覺能力，亦確實還沒整合到可以制度性取代政府的地步，更何況是在面對內外部環境變動如此迅速，立法壓力空前龐大的當下。因此，折衷看來，當務之急乃是將消極的「公民不服從」，轉化為更積極且有意義的「新公民運動」。
當然，在缺乏體制內管道的現實下，前述參與暫時還只能透過制度外途徑來推動；至於個人的淺見是，以下幾點或許是此類運動應堅持的原則：
更廣泛參與：相較於自稱代表全民的政府，規模絕對是必要的說服力；
長期持續性：面對官僚本位主義，惟有時間才能累積足夠壓力；
非人身暴力：和平是人類的永恆欲求，唯有非暴力才能凝聚共識；
非物質破壞：公共建設並非政府私產，而是屬於全體人民共有；
具體綱領性：相較於情緒性口號或單純的制度攻擊，必須有替代方案。
進一步來說，若想具體昇華公民的政治地位，使其足以影響政府做出更好的決策，單單自怨自艾、充斥被害者情結的「不服從」是絕對不夠的，更甚者，若想從消極的不服從往前跨出一步，則重新思考「服從」的真諦乃關鍵所在。換言之，所謂服從並不等於像過去一般，由下而上地「盲從」政府所有作為，而是嘗試自行找出「真正」的公義及其實踐之道，如此，一個真正平衡而成熟的政治社會才可能降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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