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台灣早已遠離十九世紀雨果、梭羅、托爾斯泰等大文豪所述，悲慘事件的非法統治時代，台灣有堅強的民主法治，多數政黨受到保障，兩黨輪流執政，已有民主慣例，則一百多年前的西方反專制政府或無政府口號，欲適用到民主法治的台灣，顯然文不對題，迭生今夕是何夕的錯覺。


苗栗大埔的拆遷案件，在執行上固有爭議，但相關訴願、行政訴訟之案件，農民已被判決敗訴，自無法取得民主的正當性，部分學生，開始蛋洗行政院，塗鴉公共建築，舉辦音樂晚會，在凱道遊行，農民陣線，及一些導演文學家支持之，但量變無法質變，一方面沒有實質的群眾支持，一方面缺乏民主正當性，動員者眾，自願者寡，必然成為特定政黨的操弄工具，自不會得到大部分台灣公民所認同，就算濫用悲慘世界的歌詞，也是枉然，台灣哪裡是悲慘世界? 台灣部分指標，雖處於谷底，但正要向上突破，請全體有理性與德性的學生、青年發出真正的聲音。

台灣哪裡是悲慘世界? 我本人就存有相當大的質疑，那只是下次競選口號的先驅，如果是的話。為何在野黨還要全力運作，布局2016年的總統選舉，且夢想者都求到泰國去了！另外，帶頭的學生，勢將爭取2014年民意代表的提名選舉，則在公共議題的訴求上，明顯薄弱，缺乏民主正當性的遊行，訴諸非理性的追求，則理性的公民，自無勇於支持的理由。

其實公共議題的訴求，均有其個別的民主正當性，洪仲丘冤死案，及台電、中油等國營事業的弊案，前者以軍法害司法，後者減損台灣全體利益，呈無底洞現象，我也認同上街抗議，但並非所有議題，均可張飛比岳飛，任意拼湊一塊，苗栗大埔案，既無民主正當性，根本與洪仲丘案(該案打破軍法五十年的圍牆，俾讓台灣真正進入民主法治國新階段)，無法相比，且與台灣整體經濟發展，貧富差距，並無直接關連，同學們必須區別分類，一按歸一案，如果真的要歸咎，2000年到2008年期間，彼時政府，貪腐無能，上行下效，競相逐利，早已種下衰敗的種子。

無論是雨果下的法國、托爾斯泰的俄國，梭羅筆下的美國，或受彼等傳承影響的甘地，金恩等人所屬的國家，均在二十世紀理性主義倫理的浪潮下，邁向現代民主法治國，蘇聯更是解體，走向西方式的直接選舉民主。無政府主義的公民不服從論，早已成過往雲煙，為現代理性主義思潮所取代。

我不相信現代學生，只有一百年前的智慧，哪麼也應跳脫窠臼，回歸一百年後的現實，忠於由台灣的公民以選票及民主機制，所決定的政府形式及法律制度，為我們解決問題、維持秩序；更以心中的德性與紀律，遵守該外在的法律制度，為台灣前途及公民福祉而努力，至少達到托爾斯泰所極力呼籲的「要盡可能做一個對祖國有用的人」之境界。

雨果至少還主張公民惟一的權力是法律；對個人來說，惟一的權力是良心。該良心就是道，即德性，讓我們異於禽獸，則沒有德性、理性、文化的運動，充滿私心與操弄，終究會被台灣全體理性公民所唾棄。

（本文刊登於2013/08/21 中央網路報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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