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到武漢視察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時，表示：「我們不能照搬發達國家現代化模式，因為地球沒有足夠資源支撐。必須走自己的道路，對人類有所貢獻。」習近平的這番話，一方面表達了中國大陸對「可持續發展」理念的重視，另一方面也展現了要走自己的路來實現「中國夢」的信心。把習近平的話放在國家發展比較研究的大歷史脈絡中來印證，讓人別有一番體會。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崛起，世界政治、經濟和學術的重心都往美國傾斜。美國有許多社會科學家提出，後進國家以美國作為榜樣，就能夠邁上現代化之路。甚至於可以藉著「後發優勢」，加快發展步伐，縮短和先進國家的距離。這一套被名之為「現代化理論」的說法，主宰了1950和60年代的國家發展研究。

後來，亞非拉地區第三世界國家有沿襲左派觀點的「依賴理論」和「世界體系理論」出現，有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強調國家機關主導作用的「發展型國家」學說風行一時，有主張私有化、市場化和自由化的「新自由主義」或「華盛頓共識」興起，接著東歐和蘇聯依據「華盛頓共識」採取「休克療法」卻成效不佳，然後則是中國大陸崛起，「中國模式」和「中國效應」備受矚目。

前述國家發展比較研究的大歷史脈絡告訴我們，每一個國家的發展都有它本身的歷史文化背景、既有資源稟賦、特定的國內與國際情勢，很難照抄別人的路徑，拷貝別人的作為。同時，曾經被視為楷模的歐美日都分別出現了成長困境和制度缺陷，所以，後進國家的確不必照搬發達國家的現代化模式。

但是，在不走發達國家既有道路的同時，我們必須要問，在現代化的追尋上，有沒有可以作為方向指引的共同目標或普世價值？又有沒有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上可以依循的一些原理原則？

國家發展的比較研究告訴我們，現代化雖然沒有唯一或共同的道路，但卻有一些值得參考的經驗教訓。這些經驗教訓包括了經濟發展不宜走計畫管制路線，但也不能走自由放任路線，而應該依據自身的資源稟賦，鼓勵私人企業投入全球分工體系中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項目，在尊重市場機能的同時，政府要做好信息蒐集、部門協調和處理外部性等工作，匡補市場的不完善。

民主化需要經濟基礎和文化素養的支持，更需要制度的適時配合，制度安排的過度超前或滯後，都會造成社會秩序動盪，增加成本支付；以及提供社會福利必須要有健全的財政基礎，一味討好選民，寅吃卯糧，終將嘗到苦果等等。以上這些經驗教訓，仍然可以成為中國大陸後續發展的他山之石。

近年來中國大陸對於發展路線一直有著普世價值和特殊國情之爭，其實，這個爭論可以分成兩個層次來處理。自由、平等和人權的理念有其放諸四海皆準的性質，但落實這些理念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則應該考慮特殊國情。不過，特殊國情只應是規畫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本末先後與輕重緩急的依據，不應成為維護既得利益、抗拒改革的藉口。

我們期盼中國大陸的第5代領導人，在不走發達國家的路之餘，能走出改革、發展和穩定之間正向循環的發展道路，實現讓世人不會疑慮、欣然同歡的「中國夢」。

（本文刊載於2013年7月26日旺報論壇）
（本文謹供參考，不代表本會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