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新舞台有新戲演出，｢知己｣，座無虛席，我躬逢其盛，覺得台北市民真的需要這個戲院。散場後，我在院子裏走了幾步，發現以前不曾注意的綠地，雖面積不大，卻有沙漠中綠洲的感覺。真的，新舞台這樣大方的利用昂貴的土地，對於愛好戲劇的文化人，心中不免升起幸福的感覺，難怪最近傳出中信金有拆遷的計畫，文化界的名流出面呼籲設法保存新舞台於原地。
對於傳統戲劇的愛好者，這無異於青天霹雷，大家無不感到一頭霧水。這戲院不是中信金的老闆建的嗎？不是因為老闆喜愛國劇，才主動對市民付出，建了這座公益性戲院嗎？為什麼改變心意了呢？誠然，經過這麼多年，大家已經習慣把它視為企業支持文化的象徵，為什麼忽然變卦了呢？最不能令外界理解的，是新舞台的主持人辜懷群女士，自然應該是中信金家族核心成員，為什麼也站出來支持保存現狀？
我為了弄明白情況，向中信高層打聽其原故，才知道不熟悉企業經營的文化界，確實把問題看得太簡單了。原來事隔若干年，中信已經不是辜家可以直接控制的了，已發展為上市公司，一切要受法律的約束。當年辜家為延續大稻埕上百年的戲院傳統，才有新舞台的興建。那是感性的古質傳統承續的心情下的產物，所以設立了基金會，每年再投入數千萬元來經營。可是一旦成為上市公司，感性的成份完全消失了。企業的經營者的任務只有為廣大的股民賺更多的錢，善用公司的資產以營利。新的管理階層可能完全與戲劇無緣，他們怎可能在信義區的中心，把一塊低度開發的、天價的土地丟在那裏，供為數不多的戲劇愛好者看戲呢？
在初步了解這些背景之後，開始覺得我們對新舞台保存的期望也許是少數人的夢想，利用文化資產保存也是幼稚的想法。在現實世界裡，我們可能只好接受妥協的解決方案，即再找一個新的適當地點，請中信捐錢重新建造一座。他們已經表示正在尋找新地點了。這使我想到，新舞台的產生原本就是一個偶然，而都市地區的文化活動空間卻應該是有計畫、有目標的建設。我們今天要問，為什麼政府從來沒有想到台北市的鬧區需要一座新舞台呢？中央政府以為建設了國家劇院與音樂廳，已經盡了責任。市政府對劇院本來毫無想法，一旦想起來，就要辦得聲有色，找來國際知名大師在士林夜市上蓋出一座外觀超現實的劇場建築，大小好幾個劇場疊在一起。可是這些劇場未來要怎麼使用呢？實在很難想像。
讓外國建築師到台灣來表演他們的才能，是最愚蠢的文化建設政策。文化空間必須與市民生活有感情上的連結，才是成功的建設。新舞台何嘗有一個眩目的造型？然而它是親切的，溫馨的。這是大家站出來要求它繼續存在的原因。花那麼多錢建一座眩目的造型，可以為台北市在國際上揚名，對於市民的文化生活是沒有幫助的。
我覺得政府的文化單位應該認真的思考以下這個問題：如何有足夠的文化建築融入我們的生活，文化建築並不一定要有古怪的造型，醒目的地段。世界上偶爾有一棟這類的建築，目的在引起國際觀光客的注意，勉強可以接受。可是三十年來，除了畢爾堡美術館之外，還沒有聽過得到好評的。台灣的文化建築嘗試走上這條路，至今還沒有表現出什麼成績，問題倒有一大堆。
新舞台事件提示我們，台灣並不需要國際大師的建築表演，需要很多座新舞台，融入我們的生活空間之中。要怎樣分佈、怎樣與地區結合，確實需要細心籌劃。如果能有很多大企業資助，或以基金會來營運，更可產生藝術市民化的效果。真的，具有國家象徵意義的文化建築有一棟就夠了，我們最需要的是面帶笑容的市民們自劇場走出來的輕鬆感覺。這應該不是什麼難事。
（本文僅供參考，不代表本會立場；2013.6.2中國時報A13版時論廣場）
對於傳統戲劇的愛好者，這無異於青天霹雷，大家無不感到一頭霧水。這戲院不是中信金的老闆建的嗎？不是因為老闆喜愛國劇，才主動對市民付出，建了這座公益性戲院嗎？為什麼改變心意了呢？誠然，經過這麼多年，大家已經習慣把它視為企業支持文化的象徵，為什麼忽然變卦了呢？最不能令外界理解的，是新舞台的主持人辜懷群女士，自然應該是中信金家族核心成員，為什麼也站出來支持保存現狀？
我為了弄明白情況，向中信高層打聽其原故，才知道不熟悉企業經營的文化界，確實把問題看得太簡單了。原來事隔若干年，中信已經不是辜家可以直接控制的了，已發展為上市公司，一切要受法律的約束。當年辜家為延續大稻埕上百年的戲院傳統，才有新舞台的興建。那是感性的古質傳統承續的心情下的產物，所以設立了基金會，每年再投入數千萬元來經營。可是一旦成為上市公司，感性的成份完全消失了。企業的經營者的任務只有為廣大的股民賺更多的錢，善用公司的資產以營利。新的管理階層可能完全與戲劇無緣，他們怎可能在信義區的中心，把一塊低度開發的、天價的土地丟在那裏，供為數不多的戲劇愛好者看戲呢？
在初步了解這些背景之後，開始覺得我們對新舞台保存的期望也許是少數人的夢想，利用文化資產保存也是幼稚的想法。在現實世界裡，我們可能只好接受妥協的解決方案，即再找一個新的適當地點，請中信捐錢重新建造一座。他們已經表示正在尋找新地點了。這使我想到，新舞台的產生原本就是一個偶然，而都市地區的文化活動空間卻應該是有計畫、有目標的建設。我們今天要問，為什麼政府從來沒有想到台北市的鬧區需要一座新舞台呢？中央政府以為建設了國家劇院與音樂廳，已經盡了責任。市政府對劇院本來毫無想法，一旦想起來，就要辦得聲有色，找來國際知名大師在士林夜市上蓋出一座外觀超現實的劇場建築，大小好幾個劇場疊在一起。可是這些劇場未來要怎麼使用呢？實在很難想像。
讓外國建築師到台灣來表演他們的才能，是最愚蠢的文化建設政策。文化空間必須與市民生活有感情上的連結，才是成功的建設。新舞台何嘗有一個眩目的造型？然而它是親切的，溫馨的。這是大家站出來要求它繼續存在的原因。花那麼多錢建一座眩目的造型，可以為台北市在國際上揚名，對於市民的文化生活是沒有幫助的。
我覺得政府的文化單位應該認真的思考以下這個問題：如何有足夠的文化建築融入我們的生活，文化建築並不一定要有古怪的造型，醒目的地段。世界上偶爾有一棟這類的建築，目的在引起國際觀光客的注意，勉強可以接受。可是三十年來，除了畢爾堡美術館之外，還沒有聽過得到好評的。台灣的文化建築嘗試走上這條路，至今還沒有表現出什麼成績，問題倒有一大堆。
新舞台事件提示我們，台灣並不需要國際大師的建築表演，需要很多座新舞台，融入我們的生活空間之中。要怎樣分佈、怎樣與地區結合，確實需要細心籌劃。如果能有很多大企業資助，或以基金會來營運，更可產生藝術市民化的效果。真的，具有國家象徵意義的文化建築有一棟就夠了，我們最需要的是面帶笑容的市民們自劇場走出來的輕鬆感覺。這應該不是什麼難事。
（本文僅供參考，不代表本會立場；2013.6.2中國時報A13版時論廣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