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陳水扁總統的中南美洲之旅，因為受到美國空前高規格接待而頗受海內外矚目，但國內經濟低迷不振的情勢依然。除了四月份失業率再往上躥升至三．九六％，景氣對策信號預計再現藍燈外，大小企業申請紓困案件不斷，更顯示國內景氣的每下愈況。我們認為，穩定政局，強調財經專業，把握時機是扭轉當前經濟頹勢的關鍵，陳水扁團隊應當全力以赴，讓台灣經濟儘快脫離困境。

政治穩定為經濟發展的前提要件，證諸我國數十年來的經驗，更可引以為鑑。去年的政黨輪替，在我國民主政治史上，乃為一劃時代的變局，而新舊交替的過程，必然亦會帶來政治上的不安與混亂。換言之，政黨輪替本質上即為政治不穩定的因子，從而亦破壞了我國長久以來的政治安定基礎，導致社會適應上的挑戰與困難。細數過去若干重大國家遭逢的事件，例如中美斷交、退出聯合國、兩次石油危機、中共飛彈威脅及亞洲金融風暴等等，我國都能安然渡過，且更加精進圖強；其依賴全國上下「同仇敵愾」的決心與「一致對外」的毅力，誠為最重要的原因。如今政黨輪替所帶來的變動，乃來自於我國內部結構的重整使然，社會向心力的凝聚遽然面臨解構崩散的衝擊與危險，這種發展經驗對台灣而言是完全陌生與無知的。經濟面表現的衰敗遲緩，其實只是整體投資環境惡化的「落後指標」，回歸政治基本面的整合與穩定，已是阿扁總統應真心且嚴肅面對的當務之急。

其次，在解決經濟問題時，政府允宜謹守尊重專業的態度，讓「財經歸財經」的理念能真正落實。一項政策的決定固然需要兼顧多種面向與立場，但財經政策的提出仍須先以專業的角度思考與判斷為依據。從專業觀點提出的財經政策，或許無法具備或滿足政治上的接受度或可行性，但最起碼不會造成國家根本財經制度與基礎的破壞與腐蝕，進而導致對長期整體社會力的斲喪與毀滅。作政策決定時，固然可以因為政治面的考量而修正或不接受財經專業立場的建議，但卻不可本末倒置的事事政治掛帥，將財經部會當成「工具性幕僚」，承受上意後，依旨辦事，徒然扮演為「高層」的政治理由找藉口的角色而已。只有「政治化」的財經政策，才會因選舉與地方利益的要挾而任意改變政策內容或實施時程。年底選舉將屆，這種現象已不斷浮出，政府應知有所警惕。

再者，阿扁為展現其對當前經濟問題的重視，特宣布成立「經濟發展諮詢委員會」，以收廣徵民意與博採專業輿情之效。這個構想也許是來自美國總統的「經濟顧問委員會」組織，不久前中研院財經院士亦曾作類似的建議。但是，在美國該機構乃為正式組織，且因政府採總統制，故總統本就須負最終財經政策的決定責任。我國由於憲政體制模糊不清，總統與行政院權責分工完全因人而異，同樣的制度在我國恐難發揮應有的功能。該會的設置若只是短期性，問題不大，若著眼長期性，與未來「聯合政府」部會間的扞格與摩擦自無法避免。若聯合政府由在野多數籌組，連總統的職權都已不保，更遑論該委員會的功效；若聯合政府仍由執政黨主導，則勢必須就現行總統與內閣擁有的權力，作重新的分配與調整，屆時財經權力是否一定歸由總統獨攬，恐怕充滿極大的變數。質言之，吾人並不擔心外界所批評的類如「疊床架屋」或「以會養會」的問題，真正值得關切的乃是，從政治現實的角度言，半年後聯合政府的設立已成定局，同時這也是陳總統公開的承諾。在此時提出此一超黨派委員會的構想，除了表示政府對解決經濟困境的用心與迫切外，似乎還看不到任何真正成效的可能。

最後，財政經濟問題的解決，講究的是對症下藥與把握時機二個訣竅。阿扁政府上任已逾一年，從「新手上路」到「新路上手」，從「全民政府」到「少數政府」，政治上的學習與磨練，可以靠時間的花費來換取，但是，產業的生存與市場的契機，卻是在與時間賽跑，分秒必爭。阿扁的五二○電視演說似乎仍把政治局勢的安定，安排與寄望在半年後的選舉結果上。政治問題的解決，或許可以「以拖待變」的方式來因應，但國家的經濟競爭力將可能因此延宕而越趨消蝕，乃至須付出慘痛的代價。此或許是財經與政治的性質區別，政府在處理問題時豈可不慎乎。

（本評論代表作者個人之意見）

（本評論刊登於90.5.24工商時報社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