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彩券發行條第四條之規定，「公益彩券之發行，由主管機關指定銀行辦理之，其發行、銷售、促銷、開兌獎作業、管理及其他相關事宜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發行機構經主管機關同意，得委託適當機構辦理各類公益彩券之發行、銷售、促銷、開兌獎作業及管理事宜」。然而，由於電腦彩券的發行有多家銀行爭取，而國內外相關電腦彩券發行公司亦與有意願發行彩券的銀行相互結盟，弱勢族群也紛紛加入，加上經濟不景氣，有意參與的相關業者更多，財政部為免發生弊端，乃以公開徵求之方式，委由專家學者4人，弱勢族群代表3人，政府代表4人所形成的甄選委員會，根據銀行健全性、營運管理能力、財務規劃、招標規範、安全性、報酬收取率、公益性，以及其他等八項評比指標進行評審，而台北銀行則是在五家參選銀行中得分最高者，因而獲得電腦彩券發行與銷售的資格。
彩券的發行與銷售在發行機構決定之後，此一有關公共政策的議題本已塵埃落定，然而，在新台幣一千億元的彩券市場中，其彩金的處理方式在扣除獎金(56%)、公益(32%)、經銷商(6%-8%)等所需支付的額度之後，銀行與券商所能獲得的報酬雖已不高，但因發行彩券是穩賺不賠的事業，且可創造至少八百個就業機會，而其中、下游業所衍生出來的人力需求及財務收入，對於地方政府的財政挹注有得大的幫助。因此，當高雄銀行爭取彩券發行失利之後，高雄市長民進黨主席即數度質疑決策過程具有明顯的政治動機，包括將彩券發行及決選延至立委與縣市長選舉之前，有為國民黨及特定人員輔選之嫌，因為「五千個彩券簽注站，如同五千個政治據點」；此外，彩券發行由北銀拔得頭籌，不僅忽視了高雄已有彩券發行經驗的事實，而且漠視南北均衡發展，導致南部失業率偏高，而甄選的過程亦充滿了政治上的考量，如甄選委員的設計與執行表面上是在杜絕攸攸之口，實則在達到選舉綁椿的目的等。
事實上，執政者雖有權利指定公益彩券的發行單位，但彩券的發行與銷售是一種專業的經濟行為，不宜以政治因素來作考量，特別是在國內經濟情況不佳時，主管機構為了達到資源的最佳配置與效率使用，必須經由審慎的甄選過程，來選出最有經營效率的銀行，以及利潤最為可觀的單位來負責執行，然而，此一單純的經濟行為卻牽扯出許多複雜的政治因素，「政黨分離，行政中立」，本是民進黨選舉時的訴求主軸，但執政以後，政策的推動與執行已破壞了其原有的良好根基，決策者不僅不尊重專業，而且好以行政命令來解決法定事務，市港合一如此，亞太文化之都如此，彩券發行亦如此。
在輕率的決策過程中，人民所聽到的不是以民生為主的訴求，而是執政者漠視經濟不景氣的現實，其所看到的不是執政者非凡的氣度與宏觀的格局，而是玩弄政治謀略的狹隘氣度與主觀的見識，結果是執政滿年，行政效率難現，但見經濟凋零，企業出走，資金外流，信心指數大幅度下滑；當人民開始質疑政府的治國能力時，執政者理應捐棄成見，凡事秉公處理，用心治國，以獲取民意的支持，而今，執政者不思改革之道，卻在公共政策的議題上加以泛政治化，意識形態的無限上鋼，讓事件的處理無法圓融落幕，忽略了適才適所的用人原刖，不僅各部門首長綠化，國營事業綠化，連彩券發行也失去了光彩。
（本評論刊登於90.5.12中央日報第十二版）
（本評論代表作者個人之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