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全球青年失業率與失業人數已歷經兩次大幅上升，2000年受網路泡沫化及全球經濟同步不景氣所影響，青年失業率在2002年創下歷史新高13.1%，失業青年達7,600萬人。2008年由華爾街金融海嘯引爆之青年失業潮，讓各國多年來努力建構的社會安全網出現破綻，「飛特族」（不求固定工作的族群）、「窮忙族」（有工作卻難以飽食者）、「蟻族」（群聚在都市邊緣尋找工作機會的青年）等名詞，不斷被創造登上檯面，但年輕人的就業問題仍是一籌莫展。
台灣的景況雖不若南歐諸國嚴重，但在面臨失業率攀升的同時，還有缺工、低薪與高學歷就業機會不足等問題並存，使得青年（15至24歲）失業率不僅是全體平均失業率的3.1倍，也高於鄰近的日本、韓國，顯示我們的青年就業壓力相對更大。加上青年勞動參與率逐年下降，以及長期失業人口中，社會新鮮人所佔比率漸增已逾二成，種種現象均指出目前的青年失業問題絕不能等閒視之。
雖說行政院已於2010年協調相關部會，將輔導青年就業之各項措施整合為「協助青年就業接軌方案」，企圖透過提供就業機會、釐清興趣志向，與協助參加職業訓練等三大措施降低青年失業率，卻忽略了最根本的改善經濟體質問題。
猶記得1960年代，台灣以優質的勞動力吸引大量外資，一躍為世界的工廠，並創下經濟成長奇蹟。曾幾何時失業率再也回不去3％以下，同時民間缺工率卻達16％至18％不等，多數人認為這是產業發展與人才培育失衡的結果。
因為高等教育普及化的結果，使台灣擁有的大學人力是香港的4倍，碩士達3倍。加上製造業改採「台灣接單海外生產」模式後，就業機會有六成集中在服務業，可是過去十年服務業投資少，國際化程度不足，餅沒做大，勞動市場供過於求，薪資成長自然不易。因此，本文希望從「包容性成長」(Inclusive Growth)的觀點，針對現在的低薪化現象，連結新興產業推動措施與學用配合計畫，提出「後金融危機時代的青年就業促進策略」。
其實過去十年我國勞動生產力提高了56.38％，但單位產出的勞動成本卻下降26.44％，可知廠商的勞動成本並未完全反應生產力的增加，使得目前的低薪情勢不僅造成市場扭曲，連帶擴大貧富差距。政府宜運用產業結構調整之契機，一併解決缺工、高學歷就業機會不足及「青貧」等問題。
今年11月起，台灣推出一系列吸引外資的作法，包括稅賦、貸款優惠，鬆綁部分產業之外勞聘僱比例等，但英國的「經濟學人資訊社」(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EIU)卻在新近發表之報告中表示，此舉有可能會讓台灣走回頭路，吸引到的是勞力密集產業，而非創新產業。
為免適得其反，即便是傳統產業管見以為也應運用台灣的高等教育人才，藉著創意研發與行銷等優勢利基，協助產業升級、為廠商加值，讓投資者願意捨便宜的勞動力，不再「逐水草而居」。而非僅希望政府提供僱用補助，以降低人事負擔，且無助於創造新的專業性工作需求。
具體的作法是，政府以減免企業社會保險支出之方式，鼓勵廠商與大學合作，由企業主導，共同遴選與廠商業務相關領域的師生，讓學生部分時間在企業工作，利用週末、假日或固定時間回學校進修，老師及研究生則可藉此從事研發、行銷或管理技術改良等作業。這樣既可填補廠商的短期人力需求，又能有效利用學術資源，提升業界能耐。此外學校也能達到課程設計銜接職場需求之目標，讓學子的教育投資更符合經濟效益。
再者，廠商若願意聘僱學用合作計畫畢業後的學生，可延長投資優惠年限，企業如能進一步提出加薪方案，亦即依廠商獲利與員工績效設計薪資提高機制，則可享有更多的福利，如此除能解決高學歷失業率問題外，亦能將投資誘因與本勞薪資連結，積極協助受僱者分享經濟成長的果實，間接刺激內需，強化經濟發展動能。
「全球化」雖然會讓部分工作消失，但危機就是轉機，希望政府透過調整產業結構的機會，創造「在地化」工作，將解決缺工、低薪與高學歷高失業率等就業問題，畢其功於一役。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會立場）
（本文曾發表於民國101年12月8日中國時報社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