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雷根之於共和黨就如羅斯福之於民主黨，都是各自政黨的典範人物，但若身處對手政黨，即令暗自佩服，也不常公開表示。然而，9月底出版的新聞周刊(Newsweek)，知名專欄作家蘇利文(Andrew Sullivan)將歐巴馬稱為民主黨的雷根，他認為歐巴馬在空前危機之中接任總統，其所提出的經濟刺激方案、全民健保改革、擊斃賓拉登完成反恐任務，若再順利連任，享受經濟復甦的果實，將雷根般的典範人物。此文所透露的訊息，乃是在經濟危機的烏雲之下，雷根燦爛的笑容和再造國家榮耀的成就，在美國民眾心中再度掀起漣漪。
其實，早在歐巴馬剛就任時，曾任職於雷根政府政策發展室的費拉拉(Peter J. Ferrara)即在華爾街日報撰文，比較的雷根經濟學(Reaganomics)和歐巴馬經濟學(Obamanomics)。他認為兩者同為解決經濟危機，但雷根經濟學立基於減稅、解除管制、削減非國防財政支出、和嚴格控制通膨四大支柱，自1982年到1990年，將美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向上推升三分之一，帶來25年的長期繁榮。然而，歐巴馬經濟學則完全背道而馳，其結果也不樂觀。費拉拉之後的文章，多次印證其早先觀察正確無誤。整體來說，雷根經濟學仍是共和黨普遍的信仰，隨著總統選舉升溫，共和黨也常以卡特和雷根之別，來評價歐巴馬和羅姆尼。
為反駁雷根經濟學的主張，今年6月克魯曼(Paul Krugman)在紐約時報的專欄表示，雷根第一任內擴張政府支出(14%)遠高於歐巴馬第一任(6%)。經濟政策研究中心的畢凡斯(Josh Bivens)則指出，雷根第一任內公部門就業增長(3%)，同樣遠高於歐巴馬第一任(-2%)。換句話說，雷根雖成功地振衰起敝，卻是仰賴凱因斯有以致之。民主黨的重量級參議員凱利(John Kerry)，近來大力讚揚雷根跨黨派精神(bipartisan spirit)。最有趣的還是歐巴馬本人，其在4月推動向富人課稅的「巴菲特稅法」 (Buffet Rule)時，更公開強調其法案乃循雷根前例，應稱之為「雷根稅法」(Reagan Rule)。因此，民主黨人對雷根的跨黨派特質，還是相當珍惜，視為國家的寶貴資產。
然而，關於雷根的歷史地位，無論是共和黨歌頌的雷根經濟學，還是民主黨借用的跨黨派精神，都和雷根任內從冷戰升高到邁向冷戰結束密不可分。首先，冷戰升高和經濟成長的並存，有其技術和制度二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戰爭所帶動的軍事革命，往往創造無數的新產品和新技術，為下一波的經濟成長奠定基礎。雷根時代因應冷戰升高的各項國防投入，延續冷戰期間的各項國防科技研究，直接催生後來長達十年的資通訊榮景。另一方面，戰爭所創造的經濟狀態，可以順勢推動經濟制度革新，幫助國家擺脫原有的經濟困境。雷根時代，美蘇對峙升高，和日本西歐所帶來的經濟壓力，營造全美空前的危機感。在此危機感之下，新的經濟制度得以試驗，政府革命得以開展，後來柯林頓政府的高成長，正是延續雷根時代管制改革而成。
至於冷戰升高和黨派競爭淡化之並存，則有賴於戰爭在國民心目的正當性，和領袖個人的特殊魅力。冷戰期間，共和黨和民主黨兩黨都嘗試將參與冷戰與維護民主價值相互連結，雷根著名的演說「抉擇時刻」(A time for choosing)更是經典代表作。同時，雷根極具親和力的個人特質，和卓越的溝通能力，讓他獲得參眾院的廣泛支持，通過多項重要法案，將美國推向結構轉型和長期繁榮。後人看待雷根，往往側重於其1984年連任時獲得49州525張選舉人票的歷史戰績，而忽略了其八年任期皆由民主黨掌握眾院多數，最後二年民主黨甚至掌握參眾二院。因此，雷根革命的根基不是選舉狂勝，而是和反對黨的充分溝通。
說起來，當前的台灣和美國的處境，倒有幾分類似。人民對於經濟回春的殷切渴望，對政府諸項措施難免望深責切，對最近內閣人事異動，更有論者認為重外交輕經濟，而與民意不符。然而，筆者以為，外交與經濟區隔之說未必切中要害。以雷根革命的經驗來看，具備足夠正當性的對外作為，可以是擺脫經濟蕭條的強心針。誠然，技術變革的週期，非一人一時所能決定，但領導人卻能決定，其對外作為是否凝聚人心，其國內施政是否有效塑造共識，以及其於結構改革是否當機立斷勇往直前。這是雷根革命的密碼，也是台灣要重回長期繁榮的關鍵。
其實，早在歐巴馬剛就任時，曾任職於雷根政府政策發展室的費拉拉(Peter J. Ferrara)即在華爾街日報撰文，比較的雷根經濟學(Reaganomics)和歐巴馬經濟學(Obamanomics)。他認為兩者同為解決經濟危機，但雷根經濟學立基於減稅、解除管制、削減非國防財政支出、和嚴格控制通膨四大支柱，自1982年到1990年，將美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向上推升三分之一，帶來25年的長期繁榮。然而，歐巴馬經濟學則完全背道而馳，其結果也不樂觀。費拉拉之後的文章，多次印證其早先觀察正確無誤。整體來說，雷根經濟學仍是共和黨普遍的信仰，隨著總統選舉升溫，共和黨也常以卡特和雷根之別，來評價歐巴馬和羅姆尼。
為反駁雷根經濟學的主張，今年6月克魯曼(Paul Krugman)在紐約時報的專欄表示，雷根第一任內擴張政府支出(14%)遠高於歐巴馬第一任(6%)。經濟政策研究中心的畢凡斯(Josh Bivens)則指出，雷根第一任內公部門就業增長(3%)，同樣遠高於歐巴馬第一任(-2%)。換句話說，雷根雖成功地振衰起敝，卻是仰賴凱因斯有以致之。民主黨的重量級參議員凱利(John Kerry)，近來大力讚揚雷根跨黨派精神(bipartisan spirit)。最有趣的還是歐巴馬本人，其在4月推動向富人課稅的「巴菲特稅法」 (Buffet Rule)時，更公開強調其法案乃循雷根前例，應稱之為「雷根稅法」(Reagan Rule)。因此，民主黨人對雷根的跨黨派特質，還是相當珍惜，視為國家的寶貴資產。
然而，關於雷根的歷史地位，無論是共和黨歌頌的雷根經濟學，還是民主黨借用的跨黨派精神，都和雷根任內從冷戰升高到邁向冷戰結束密不可分。首先，冷戰升高和經濟成長的並存，有其技術和制度二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戰爭所帶動的軍事革命，往往創造無數的新產品和新技術，為下一波的經濟成長奠定基礎。雷根時代因應冷戰升高的各項國防投入，延續冷戰期間的各項國防科技研究，直接催生後來長達十年的資通訊榮景。另一方面，戰爭所創造的經濟狀態，可以順勢推動經濟制度革新，幫助國家擺脫原有的經濟困境。雷根時代，美蘇對峙升高，和日本西歐所帶來的經濟壓力，營造全美空前的危機感。在此危機感之下，新的經濟制度得以試驗，政府革命得以開展，後來柯林頓政府的高成長，正是延續雷根時代管制改革而成。
至於冷戰升高和黨派競爭淡化之並存，則有賴於戰爭在國民心目的正當性，和領袖個人的特殊魅力。冷戰期間，共和黨和民主黨兩黨都嘗試將參與冷戰與維護民主價值相互連結，雷根著名的演說「抉擇時刻」(A time for choosing)更是經典代表作。同時，雷根極具親和力的個人特質，和卓越的溝通能力，讓他獲得參眾院的廣泛支持，通過多項重要法案，將美國推向結構轉型和長期繁榮。後人看待雷根，往往側重於其1984年連任時獲得49州525張選舉人票的歷史戰績，而忽略了其八年任期皆由民主黨掌握眾院多數，最後二年民主黨甚至掌握參眾二院。因此，雷根革命的根基不是選舉狂勝，而是和反對黨的充分溝通。
說起來，當前的台灣和美國的處境，倒有幾分類似。人民對於經濟回春的殷切渴望，對政府諸項措施難免望深責切，對最近內閣人事異動，更有論者認為重外交輕經濟，而與民意不符。然而，筆者以為，外交與經濟區隔之說未必切中要害。以雷根革命的經驗來看，具備足夠正當性的對外作為，可以是擺脫經濟蕭條的強心針。誠然，技術變革的週期，非一人一時所能決定，但領導人卻能決定，其對外作為是否凝聚人心，其國內施政是否有效塑造共識，以及其於結構改革是否當機立斷勇往直前。這是雷根革命的密碼，也是台灣要重回長期繁榮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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