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之成為一門正式的科學，應始於英國經濟學者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 1723-1790）於1776年發表「國家財富之本質與原因之探討」（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簡稱國富論，至今已有二百餘年的歷史，是一門相對較為年青的社會科學，但這並不表示在史密斯之前沒有學者討論過有關經濟的問題，而是史密斯將過去有關的經濟問題作有系統的整理與分析，而其所探討的經濟活動如生產、交換、分配，以及流通等經濟議題，仍是當前經濟學者所討論並尋求解決之問題，後人感其對經濟學的貢獻，而尊稱其為「經濟學之父」。
史密斯在經過多年的努力，完成其不朽的著作，經過後世學者百餘年的肯定，才奠定了其經濟學之父的地位，而李國鼎被尊為台灣的科技之父，亦是經過數十年的努力，後人予以肯定並推崇之後的結果，而今，台灣經過政黨輪替之後，在短短不到一年之中，也造就了自戴光環的環保之父，勞工之母，以及政治人物層出不窮的自封名位，而在這段期間內，還經歷了核四案、八掌溪案、墾丁油污案、澎湖博奕案、核三廠三A事件等國家重大損失事件，而這些損失不是由政治上的「父與母」來負責，也不是由台灣之「子」來處理，而是由號稱總統頭家的「百姓」來全額分擔，政府有太多的名位與口號，卻解決不了台灣人民最為迫切的經濟問題。
台灣為海島型經濟，資源缺乏，必須經由外貿的擴充來帶動國內經濟的成長，然而，試觀台灣目前的政經狀況與社會情形，國內政治不清，政策不明，資金外流，企業出走嚴重，失業率偏高，三市（股市、匯市、房市）齊挫，經濟成長率逐年向下修正，人民對政府的財經政策普遍沒有信心，以兩隻惡魔（twin evils）中的失業為例，當前的失業率居高不下，而且早已不是摩擦性、結構性、技術性，與季節性等所構成的自然失業問題，而是很明顯的非自願性失業，企業無預警裁員所帶來的失業人口陸續增加，若再加上那部分即使抽離生產活動，卻對產出沒有任何影響的隱藏性失業人口，則其所產生的失業人口會更多，而因失業率偏高所產生的社會問題更是層出不窮，如因經濟困頓所產生的自殺潮、家庭失和、明搶暗劫、殺人掠奪等，已對國家與社會帶來極其不利的衝擊。
面對國家經濟條件的每況愈下，以及人民生命安全的日益惡化，政府理應有所作為，不論是對國家利益的追求，社會安全的維護，或人民生命的保障，都應及早提出因應之道，積極解決民生問題，然而，政府所宣佈的各項利多因素，不論是「333方案」，「Taiwan Double」，或是「8100政策」，至今仍僅止於紙上談兵，流為政治口號﹔事實上，人民一旦處於窮途末路之際，其所需求的是即時的實質援助，而非渴望不可及的畫餅充飢，政治人物每喜高舉民之所欲的大旗，卻又不能適時提出解決之道，這豈能達到尋常百姓的望梅止渴之效，難怪國民黨主席連戰會感慨，懷念不如相見，難怪台塑董事長王永慶會感嘆，政治人物一代不如一代，難怪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會直言，政府的行政效率太差，亦難怪民進黨的政治人物仍可在「口中不戀棧，手卻牢不放」中大言不慚，上行下效，總統的頭家除了苦笑，又能如何？經濟是經世濟民之事，主政者要有明確的方向，正確的目標，以及確實可行的執政方法，政府在高喊「台灣站起來」的同時，是否已經意識到台灣的經濟問題與社會不安正急速擴大的窘境，在經濟逐漸往下沉淪，失業率逐漸攀升的今天，是否可以敦請當前的執政團隊，少一點政治，多一點經濟，少一分政黨的意識型態，多一分對民眾的福祉關懷，我們不要華而不實的口號，我們要求的只是一家大小的溫飽。
（本評論代表作者個人之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