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秋召開的中共「十八大」，攸關中共領導換屆接班和高層權力分配；十八大召開後將改選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和常委以及總書記，確認第四代領導人胡錦濤、溫家寶卸職，而第五代領導人習近平、李克強等正式接班；同時，十八大也會影響中共政策路線方向，第五代領導人可能維持和延續第四代領導人的政策，但也可能調整、改變既有的政策路線。故十八大不但具有承先啟後的意義，同時也將是影響中共政策轉折、政經轉型的關鍵會議。
而在十八大前夕，許多中共高層領導幹部已經意識到，中共已經到了發展轉型、推動改革的關鍵階段。溫家寶自2010年8月起，即大聲疾呼中共應推動政治體制改革，強調經濟改革必須以政治改革為後盾始能維護其成果；此外，日前溫家寶在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屢屢提到政府必須改革，並在兩會結束後的記者會中，強調：「解決腐敗問題是今後嚴峻考驗」。而李克強則認為：「改革已進入不進則退的深水區」；同時還有改革派重要學者如吳敬璉奔走呼號，呼籲中共必須制約權貴資本主義的惡性發展和負面影響。這些都顯示中共政治菁英、學者專家已體認到，中國大陸至有必要立即展開全面改革，而且在十八大領導換屆後，也必須繼續推動改革路線，才能導正當前中共政經社會亂象，突破各項發展瓶頸。
就十八大前後中共政經社會發展所面臨的主要課題而言，由於「國進民退」（國有企業規模擴張，而民營企業逐漸萎縮）問題日益嚴重，不僅背離1992年底十四大以來的「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方向，同時造成國企大吃政府預算，且內部缺乏有效的權責劃分和權力制衡，導致腐敗情形相當嚴重；而且涉及腐敗者，通常又為國企領導階層人員，他們又與黨政高層要員交好，以致取得不受監管之特權；最後高層政經人士相互掛勾、共同侔利，形成金權政治網絡和權貴資本主義經濟。這樣的結果導致共黨菁英幹部不當、不法取得利益的管道大開，共黨幹部、權貴階層與中下階層之收入所得有如天壤之別，整體社會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社會不公日益嚴重。尤有甚者，權貴集團甚至為鞏固其既得利益，不惜逆勢而行，召集左派政客和學者，不僅攻訐改革開放路線帶來弊病，並且倡言左派路線，強調要維護國有企業、擴大計畫經濟、恢復集權專制，加強幹部權力。這些政經亂象已逐漸影響中共國企正常運行和經濟正常發展，以致中國大陸經濟成長減速，社會穩定漸受衝擊。這些不利中共政經社會發展的負面因素，其實都是環環相扣，相伴共生的問題，而有待中共當局以大魄力進行大改革，始能突破當前發展困境。
溫家寶作為中共黨內改革派最具代表性的標竿人物，將於十八大後卸離國務院總理和政治局常委職務，自必會意識到未來如果中共內部沒有強有力的改革派，將不足以作為習近平對抗幹部貪腐的強力後盾，也就無法制約共黨權貴勢力非法攫取政經利益。故觀察溫家寶近年以來的政治動作與策略，包括倡言政體制改革、支持烏坎民主選舉、發動倒薄（薄熙來）政治攻勢，都是其關切、擘劃十八大前夕黨政改革工作佈局，並為延續和確保十八大後改革路線所作的努力。
為扭轉「國進民退」趨勢，消弭權貴資本主義弊病，重建公平正義社會，破除左派反改革勢力干預，作為中共黨內改革旗手的溫家寶，在十八大前後將會推動若干黨政工作佈局，以利未來持續推動政經社會改革：
一、加強人事佈局，壯大改革勢力
（一）爭取胡錦濤支持，安排或推薦更多改革派人士進入中央及地方黨政體系任職，與團派菁英幹部形成維穩改革聯盟，以期作為中共的中堅力量，使中國大陸可以在穩定中求改革，在改革中求發展。
（二）聯合各方改革勢力，特別是具有改革意識的地方要員、政治元老，以及學術界改革派知識份子，形成鞏固改革開放路線的力量，以對抗左派勢力，防範中共政治運作重回毛澤東路線或文革式治理模式。
（三）防止貪腐幹部就任中央與地方之中紀委、法政委、法院和檢察機構相關職務，杜絕共黨幹部之間違法包庇、官官相護之情事，以加強查緝和打擊幹部違紀、不法行為，強化共黨統治的法治基礎。
二、推動政治改革，強化黨內監督
（一）緩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強化黨政部門的問責機制，健全反腐制度，以處理中共幹部腐敗問題，建構公平的財政收入分配機制，使國家經濟改革成果得以透過政治改革予以維護，進而強化中共統治正當性。
（二）支持廣東烏坎模式，落實基層民主，鼓勵村民自治，健全民主政治建設。
（三）放寬地方媒體及網際網路（互聯網）言論管制，容許民間社會團體、維權人士等，共同形成自發性的非官方監督力量，以約束黨政幹部違紀濫權之情事。
三、推行「國改民進」政策，落實改革開放路線
（一）啟動「國改民進」路線，改革國有企業，鼓勵民營企業發展，扭轉現行「國進民退」的局面，調整國企領導幹部產生方式及其治理模式，落實國企人事制度改革，解決國企壟斷產業利益，以及共黨權貴運用國企侔利的問題。
（二）鼓吹南巡講話精神，援引鄧小平改革意識，要求落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破除反對改革開放之勢力，延續進步維新的改革路線。
（三）提出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方案，要求中央各部委落實改革工作，全力推動政府在經濟制度、財政金融、社會保障、文化體制等方面的各項改革，致力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關制度，縮短貧富差距和城鄉發展落差，以提升共黨執政能力，為後續改革預作準備。
在中共十八大釐定政策方向、高層領導換屆之際，如若溫家寶能夠於未來半年內，整合中共改革派和其他支持改革的力量，並採取有效的政治策略和黨政措施，加速推展政經社會改革工程，將可為後十八大的全面改革奠定堅實基礎，從而能夠突破當前中國大陸政經社會發展之困局，打造中國持續改革開放及和平發展的最佳環境。
惟溫家寶改革行動勢必損及共黨權貴利益，改變中共現有的派系政經權力平衡，衝擊既有的政治結構穩定性，故而可能在十八大之後引發中共派系集團的衝突對立，以及新一輪的意識形態爭議。屆時改革勢力恐將援引民間力量以為支持，如此中國大陸可能啟動具有實質意義的政治轉型。
（本文僅供參考，不代表本會立場）
而在十八大前夕，許多中共高層領導幹部已經意識到，中共已經到了發展轉型、推動改革的關鍵階段。溫家寶自2010年8月起，即大聲疾呼中共應推動政治體制改革，強調經濟改革必須以政治改革為後盾始能維護其成果；此外，日前溫家寶在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屢屢提到政府必須改革，並在兩會結束後的記者會中，強調：「解決腐敗問題是今後嚴峻考驗」。而李克強則認為：「改革已進入不進則退的深水區」；同時還有改革派重要學者如吳敬璉奔走呼號，呼籲中共必須制約權貴資本主義的惡性發展和負面影響。這些都顯示中共政治菁英、學者專家已體認到，中國大陸至有必要立即展開全面改革，而且在十八大領導換屆後，也必須繼續推動改革路線，才能導正當前中共政經社會亂象，突破各項發展瓶頸。
就十八大前後中共政經社會發展所面臨的主要課題而言，由於「國進民退」（國有企業規模擴張，而民營企業逐漸萎縮）問題日益嚴重，不僅背離1992年底十四大以來的「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方向，同時造成國企大吃政府預算，且內部缺乏有效的權責劃分和權力制衡，導致腐敗情形相當嚴重；而且涉及腐敗者，通常又為國企領導階層人員，他們又與黨政高層要員交好，以致取得不受監管之特權；最後高層政經人士相互掛勾、共同侔利，形成金權政治網絡和權貴資本主義經濟。這樣的結果導致共黨菁英幹部不當、不法取得利益的管道大開，共黨幹部、權貴階層與中下階層之收入所得有如天壤之別，整體社會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社會不公日益嚴重。尤有甚者，權貴集團甚至為鞏固其既得利益，不惜逆勢而行，召集左派政客和學者，不僅攻訐改革開放路線帶來弊病，並且倡言左派路線，強調要維護國有企業、擴大計畫經濟、恢復集權專制，加強幹部權力。這些政經亂象已逐漸影響中共國企正常運行和經濟正常發展，以致中國大陸經濟成長減速，社會穩定漸受衝擊。這些不利中共政經社會發展的負面因素，其實都是環環相扣，相伴共生的問題，而有待中共當局以大魄力進行大改革，始能突破當前發展困境。
溫家寶作為中共黨內改革派最具代表性的標竿人物，將於十八大後卸離國務院總理和政治局常委職務，自必會意識到未來如果中共內部沒有強有力的改革派，將不足以作為習近平對抗幹部貪腐的強力後盾，也就無法制約共黨權貴勢力非法攫取政經利益。故觀察溫家寶近年以來的政治動作與策略，包括倡言政體制改革、支持烏坎民主選舉、發動倒薄（薄熙來）政治攻勢，都是其關切、擘劃十八大前夕黨政改革工作佈局，並為延續和確保十八大後改革路線所作的努力。
為扭轉「國進民退」趨勢，消弭權貴資本主義弊病，重建公平正義社會，破除左派反改革勢力干預，作為中共黨內改革旗手的溫家寶，在十八大前後將會推動若干黨政工作佈局，以利未來持續推動政經社會改革：
一、加強人事佈局，壯大改革勢力
（一）爭取胡錦濤支持，安排或推薦更多改革派人士進入中央及地方黨政體系任職，與團派菁英幹部形成維穩改革聯盟，以期作為中共的中堅力量，使中國大陸可以在穩定中求改革，在改革中求發展。
（二）聯合各方改革勢力，特別是具有改革意識的地方要員、政治元老，以及學術界改革派知識份子，形成鞏固改革開放路線的力量，以對抗左派勢力，防範中共政治運作重回毛澤東路線或文革式治理模式。
（三）防止貪腐幹部就任中央與地方之中紀委、法政委、法院和檢察機構相關職務，杜絕共黨幹部之間違法包庇、官官相護之情事，以加強查緝和打擊幹部違紀、不法行為，強化共黨統治的法治基礎。
二、推動政治改革，強化黨內監督
（一）緩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強化黨政部門的問責機制，健全反腐制度，以處理中共幹部腐敗問題，建構公平的財政收入分配機制，使國家經濟改革成果得以透過政治改革予以維護，進而強化中共統治正當性。
（二）支持廣東烏坎模式，落實基層民主，鼓勵村民自治，健全民主政治建設。
（三）放寬地方媒體及網際網路（互聯網）言論管制，容許民間社會團體、維權人士等，共同形成自發性的非官方監督力量，以約束黨政幹部違紀濫權之情事。
三、推行「國改民進」政策，落實改革開放路線
（一）啟動「國改民進」路線，改革國有企業，鼓勵民營企業發展，扭轉現行「國進民退」的局面，調整國企領導幹部產生方式及其治理模式，落實國企人事制度改革，解決國企壟斷產業利益，以及共黨權貴運用國企侔利的問題。
（二）鼓吹南巡講話精神，援引鄧小平改革意識，要求落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破除反對改革開放之勢力，延續進步維新的改革路線。
（三）提出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方案，要求中央各部委落實改革工作，全力推動政府在經濟制度、財政金融、社會保障、文化體制等方面的各項改革，致力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關制度，縮短貧富差距和城鄉發展落差，以提升共黨執政能力，為後續改革預作準備。
在中共十八大釐定政策方向、高層領導換屆之際，如若溫家寶能夠於未來半年內，整合中共改革派和其他支持改革的力量，並採取有效的政治策略和黨政措施，加速推展政經社會改革工程，將可為後十八大的全面改革奠定堅實基礎，從而能夠突破當前中國大陸政經社會發展之困局，打造中國持續改革開放及和平發展的最佳環境。
惟溫家寶改革行動勢必損及共黨權貴利益，改變中共現有的派系政經權力平衡，衝擊既有的政治結構穩定性，故而可能在十八大之後引發中共派系集團的衝突對立，以及新一輪的意識形態爭議。屆時改革勢力恐將援引民間力量以為支持，如此中國大陸可能啟動具有實質意義的政治轉型。
（本文僅供參考，不代表本會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