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立委羅福助、羅明才父子遭搜索 ，受到各界高度關注，其原因之一即為渠等恐有利用大信證券掏空洗錢，並違法放貸逾廿億元之嫌。依此觀之，執法人員似由「查黑」之外，另尋找出一條「查金」之道。另經過監察院年餘來的詳細清查，前國安局出納組長劉冠軍侵吞約新台幣一億八千萬元公款，其中包括近日引發在野黨立委抨擊之「體制外」秘密帳戶，即所謂「地下國安基金」之孳息，以及「定遠專案」之年度預算。據悉，劉冠軍侵占公款係利用銀行定存單解約之機會，私自更改為自己名字。劉員所犯係貪污治罪條例第四條最輕本刑為十年以上之貪污罪，符合洗錢防 制法第三條之重大犯罪類型，並以掩飾、隱匿之洗錢手法，分散復整合其不法所得，故可稱之為洗錢犯罪。若依我國洗錢防制法規定，無論組織犯罪、經濟犯罪、貪污犯罪都可能另涉及洗錢犯罪，而絕非僅限於追查毒品犯罪之洗錢行為。由以上兩案例，顯示執法人員之偵查思維，皆已掌握藉追查洗錢，偵破重大犯罪之利機，也可謂洗錢防制工作推動近五年來之具體成效展現。
大致而言，黑金罪犯必須透過洗錢的過 程，方得以將犯罪不法收益轉化為看似合法之財物，用以維繫其個人或犯罪組織之生存，進而可能因其成本低廉，當罪犯（尤其是組織性、集團性犯罪者）運用其龐大不法所得炒作房地產、股票、匯市等各種金融或貨幣工具時，將形成不公平的競爭。且罪犯違反市場機制的操作，可能使得投資大眾或某些特定人士的利益受損，同時亦可能將該筆所得，投入下一波犯罪，造成犯罪行為永不中斷、犯罪組織日益壯大的惡性循環。若由刑事政策的觀點分析，預防犯罪比懲罰犯罪更為重要。而採取各種防制洗錢作為之目的，除在偵辦洗錢犯罪以 外，更在積極嚇阻僥倖之徒，切勿有由重大犯罪中獲取暴利之期待。較廣義的刑事政策，本即在針對犯罪的預防採取各種經濟、社會、法律的相關措施與計畫，使得國家用於防制犯罪的方案更加多元化。而推動洗錢防制工作正符合當前掃除黑金的目標，應將之列入刑事政策的重要一環。
（本評論代表作者個人之意見）
（本文刊登於自由時報91.01.10十五版自由廣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