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不其然，新任財政部長劉憶如尚未上任，有關稅制改革的各種方向就已傳言滿天飛，從資本利得稅、證券交易所得稅、證券交易稅、富人稅到營業稅、土地增值稅，無一不被點名，為避免困擾，還沒就位的新閣忙著澄清解釋，這說明稅改的影響面之廣，也顯示國人對新財長的期望之深、劉憶如責任之重。但是，無論是稅改還是財改，雖有急迫性，但畢竟是立基未來的制度改革，不是瞬間燦爛、一縱即逝的煙火，需要縝密的制度研究、清晰的政策定位與廣泛的社會溝通。因此，各方不只要多給建議，也要給新財長一點時間，讓改革工程得以鋪展開來。

由於台灣國民租稅負擔率僅11.2%，目前各方多認為政府將透過稅改來加稅，像前財長、現任監察院長王建煊即明言主張加稅，但新財長劉憶如認為，不能只看收入，也要檢討支出，而且收入來源也非僅稅收一項，因而將從財政改革的角度來思考。從基本思路上，劉憶如規劃的改革藍圖跨出了正確的第一步，當前國家財政問題不能窄化為稅制改革，稅制改革亦不等於加稅，而加稅所增加的收入要如何有效使用，更是要連帶討論的關鍵課題。

政府經營一個國家就像一般人經營家庭，有多少錢就做多少事，平衡預算是常識；但在遇到經濟危機等特殊狀況時，政府有時須先舉債，利用赤字預算的方式應急，這即是所謂的功能性財政。然而，政府的錢不會從天上掉下來，即使可以接受短期赤字，但長期預算仍須保持平衡。不幸的是，許多民主國家的執政者為了討好選民，常利用減稅或增加各種補助等方式吸引選票，進而贏得政權。在稅收不足、支出又不斷增加下，就會造成政府入不敷出，年年舉債導致政府債台高築，而還錢又是未來政府的事，於是更不把財政健全問題放在心上。這是許多民主國家政府的「道德危險」；現在歐豬五國與美國所面臨嚴重的國債問題，尤值得借鏡。

過去60年來，我國經濟發展的表現穩健，政府債信也不錯，累積的國債餘額也控制在法律規定的上限內，即不超過前三年平均GNP的40%；但是，政府債務累積的速度卻是令人擔心的，在1990年時，此一國債比率約5%，2000年時上升到26.6%，2011年依預算數計則達37.4%，已接近40%的上限。

造成政府債務大增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即與前述的民主國家道德危險有關。一方面，近年政府社會福利支出占總預算比重不斷擴大，1992年時約10.9%，2011年時已增至20.6%，近乎擴增一倍；另一方面，政府稅收占GDP比率卻逐年下降，由1990年的20.0%下降到2010年的11.9%。在支出不斷增加、稅收卻不斷減少下，政府債務累積加速即無可避免。

歐債危機是執政者輕忽國家財政惡化衝擊的血淋淋例子，政府現在開始嚴肅面對此一課題還來得及，但必須下定決心，而且要走對方向，從支出與收入面同步進行檢討，缺一不可。當然，無論是支出或收入面（尤其是稅制）的改革，都涉及資源的重分配，是非常專業、複雜且具高度政治性的工作，想在短期內提出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並非易事。因此，新財長劉憶如有意召開全國財政改革會議是必要的，以針對政府財政收支進行全方位的討論，尋求建立國內最大共識，但須避免重蹈前次賦改會「先畫靶，再射箭」的覆轍，更要以有效率的流程，革除全國性會議大拜拜或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舊習。

馬總統在競選連任時曾說，第一任的四年是在讓台灣「撥亂反正」，第二個四年要讓台灣「脫胎換骨」，新閣能否改善國家財政，將是台灣能否脫胎換骨的重要關鍵。

（本文刊載於2012年2月4日經濟日報社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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